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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越援老出国作战的记忆
发布日期:2009-12-28 23:05:40    浏览人数:57151
版权归本网与作者共有,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高炮六十二师战友网 www.62gps.com

顾文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战火弥漫,我国为那里的人民解放事业竭尽全力给予援助。身为高炮六十二师的一名基层干部,我经历了援越、援老(挝)两次出国作战,以及后来为此进行的科研生产。难忘的岁月前后5年,现在想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出征
  准备。1966年11月,我从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县农村“四清”工作队岗位上回到部队。全连官兵在丹东市锦江山下的一幢小楼里集结待命作出国前的准备,并增编了两个高射机枪排,用来保护战时雷达站。时任侦察连连长陈占山、指导员陈士帮、副连长刘福生、副指导员韦明庆。根据需要上级把我从雷达一站站长任上调出来组建雷达二站,人员都是从一站及友军补充来的。12月9日,我从辽阳某军工厂接了一部雷达车和一部电源车,将这些装备运到沈阳市苏家屯挂在师司令部的军列上,归建到侦察连开赴广西。经过一周的铁路行军于12月15日到达广西崇左,再经过近十天的战前适应训练,于12月25日摩托化行军开向广西凭祥境内的友谊关下,准备出国作战。这时,我们都换上了越南人民军的服装,代表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军队,从广西友谊关出发踏上越南领土,参加了越南的抗美斗争。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
  宣誓。12月25日下午3时左右,师长袁守范,副政委孙玉林,带领师司令部机关及所属三个直属连队和各团营的作战指挥班子官兵在友谊关的毛主席像前,举起手臂庄严宣誓,誓词为:
  “我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代表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军队参加援越抗美的伟大斗争,在这即将入越参战的庄严时刻,我们宣誓: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和解放事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内外团结,严格遵守八项守则,积极增进中越友谊,圆满完成战斗任务,决心为“五个伟大”增光。
  热血男儿,年轻战士,经过战前动员和入越参战前的宣誓,个个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决心在越南战场上,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与美国飞机血战到底。集体宣誓完,按事先编好的顺序,登车从友谊关出发踏上了出征的道路。
  出关。部队从友谊关出发前,给带车干部每人发了一张行军路线图,目的地是越南太原地区的娜妮。我所带的雷达站共两台车,一台是我带的9吨重雷达车后面拖着一部6.5吨的电源车(长度约15-16米) ,另一台是雷达技师李振田带的载人和物资的运输车。我们的两台车是下午5点15分出友谊关,通过我国边防检查站进入越南边防检查站的,很快到达了越南边防城市同登。开始与大部队的车队一起走,大家谈笑风生,都想看看越南人是什么样,谈论着越南的山水树木,村庄田野与国内都有什么不同。这时天渐渐地黑下来,我所带领的雷达车,因体积大,太重,太长,行走缓慢掉了队,与大部队拉开距离失掉了联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在越南的同登—太原—河内之间的公路上行驶,行军图上还标明,在这条公路上有一段为敌人飞机重点轰炸区。大家的心情渐渐地由宣誓时的激动、进入越南后的好奇,变得担心起来,担心的是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在异国他乡,虽然我们手握地图但语言文字不通,连问路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担心通过敌机重点轰炸区时能否受到攻击;担心该下路时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下路。
  夜深了,路上看不见过往的车辆,看不到村庄,更看不到行人。我们的雷达车缓慢地行驶在公路上。这时战士们都不说话了,也无心谈论这异国风情。两台车在深夜里行走,前面漆黑一片,路上空荡荡的,给人感觉到这条路很长很长。虽然我们身上都带着枪支,但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脱离大部队的孤独感。大家盼着赶上前面的车队,或者后面赶上我所认识的车辆与我们结伴同行,但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这一夜是我当兵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夜晚。可是难熬也得熬啊!没有其他车辆结伴也得单独走。我们的两台车如同蜗牛一般,怎么也快不起来。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们突然发现前面好似有什么东西,司机徐广昌用车灯一照,原来是一台吉普车停在路边,走近一看,是我们师的调整哨兵。我们按着哨兵的指挥从一个路口下路,直到这时我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下公路又走了一段路才见到连长陈占山,他正在等着我们。他安排我把车开到路旁的密林中隐蔽,告诉战士们不要下车,在车上和衣休息。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而我却不能入睡,天亮了,连长说,此地就是距离保卫目标太原不太远的临时隐蔽点“娜妮”。出征后的第一次行军结束了,下面就等待着进入阵地的命令了。

  二、在越南战场的片段

作者在越南密村阵地

  报废在山顶上的那个雷达阵地。奉上级指示,我雷达二站于1966年12月31日占领越南太原地区的“93”高地。93米高的山头是一个在平地上突起的小山,山顶很尖,只能存放一两台车,是一个典型的尖顶山头。进入阵地后,马上需要给雷达车和油机车构筑长15米(包括引坡),宽3米,深3.5米,两个大掩体。干部战士挥动锹镐开始挖掩体,土层被挖开后,遇到岩石层。在岩石上挖工事按尺寸挖虽说没有什么技术,但需要的却是人力和工具。而雷达站只有20几人,工具就是铁锹和丁字镐。战士们用丁字镐在岩石上用力刨,每次刨一下,岩石就冒出个火星留下一个白点。战士们坚持一镐一镐地往下刨,不一会战士们的手上都起了水泡,后来水泡变成了血泡。十几个小时后,已到午夜时分,掩体还没有挖到一米深。雷达站的官兵个个已筋疲力尽。上级把高射机枪排调来支援我们。过了午夜12点就是1967年的元旦,但谁也没心思去过元旦,一心想把掩体挖完好执行作战任务。到最后把战士们累得坐下来就想睡,睡着了就不想起来,而且手上布满了血泡,胳膊、腰部和全身肌肉都痛得难以忍受,就这样,经过三天三夜的苦战,1月3日终于挖好了两个掩体。等雷达进入阵地,架起天线,开动雷达时却又发现不了目标。几次敌机从雷达机上空经过都没有发现目标,急的王世恒副参谋长来阵地检查工作时批评我说:“我都看见头顶上的敌机了,你们雷达怎么还没发现目标?!”战士们辛苦奋战打造的阵地竟成了废阵地而被淘汰了,我们只好于1月10日撤出,临时转入越南人民军“П-10”

 

战斗状态的513甲雷达

雷达留下的名叫“合城”的阵地。这次的教训是指挥机关不按教程规定选择阵地。我们使用的“513”警戒雷达对阵地条件要求很高,当天线架高7.5米时,“最近反射面半径”12米内要绝对平坦,“最重要反射面半径”66米内不许起伏0.5米,“最远反射面半径”380米之内不能有4米的起伏,可“93”高地山顶只有几米的平地,离开山顶就是很陡的山坡,选择雷达阵地的三个基本条件一个都不具备,雷达发射的电磁波造成乱反射,很难接收到反射波,形不成很好的雷达探测波瓣图,雷达架在“93”米高的山上就等于把雷达天线升高了“93”米,本来米波雷达顶空盲区就大,天线升高93米后盲区就更大了,根本无法发现目标。这一次失利,在我军“513”雷达使用历史上作为教训吧。
  占领阵地。1967年1月15日晚,我师侦察连雷达二站在越南太原地区“密村”的一个小树林里,架起天线开始担任作战值班任务,向指挥所提供空中飞机情报。这是雷达二站进入越南后的第三个阵地。
  越南密村雷达阵地,是建在一片树林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雷达进入掩体后,既可以隐蔽,又可以发挥雷达性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雷达阵地。
  单独执行任务的雷达站有干部三人,连队副指导员韦明庆,雷达技师李振田,我为雷达站长。下设雷达班、标图报话班、油机班。班长分别为傅宝岩、郭景发、程凯。战士有李进学、李春路、丁学才、胡兆发、贾延标、乔保元、刘占和、李文同、王子堂、李军、姚玉、范新苗、高长万、赵建喜、刘世成、李作宪、徐广昌。另外,还有一个用来保护雷达站的高射机枪排,排长魏士华。
  按照上级的部署,全师6部警戒雷达站中,2部为战时开机作战,4部组成一个近方空中情报网,轮流开机,白天晚上各一次,每天每部雷达开机6小时,保证近方空域中时刻都有雷达警戒搜索。我站是近方情报网中的一个站。上级对雷达站掌握空中目标时要求发现的远、报的全、准确度高、播报的速度快,并连续不间断。从1月15日至8月11日的206 天中,雷达二站共掌握空中目标1302批5588架次。圆满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国作战任务。回想起在越南的战斗生活有很多难忘的事。
  “雷达二站被炸了”。4月的一天,我正在雷达机上值班,突然听到几声巨响,雷达机当即断电,通往指挥所的电话也断了,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检查油机的供电很正常,重新开机可以继续工作。约几十分钟后,连长陈占山进入雷达阵地就喊道:“顾文友!顾文友!你还活着吗!?我带人来救你们了。”跟随他来的卫生员张国庆说:“可了不得啦!你们还不知道吧!阵地外面的路被炸断,有很多炸弹坑,车都进不来,都说你们雷达二站被炸了。”据分析:敌机对我军雷达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办法毁掉我军雷达站,在对我雷达站多次实施干扰被反掉后,集中多架飞机对我雷达二站进行轰炸,投下了十二枚重磅炸弹,距雷达阵地只有几百米远。每个弹坑约有3、4米深,一间房子那么大,把越南为躲避战争埋在地下的机床等设备都给掀出来了。炸弹落地炸飞起来的硝烟被我临空观察哨发现,判断是我们雷达二站被炸,指挥所与我站又联系不上。连长陈占山急了,就带上卫生员和人员乘车来救雷达二站。当他们进入阵地后,发现阵地一切正常,雷达天线也在正常转动,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在越南战场上,我雷达站没有被敌机炸弹击中,成了幸运者。但在越南战场上雷达站被敌机轰炸的则屡见不鲜。在参加“六二O”会议时,高炮六十五师发言中说,该师的一部炮瞄雷达,在越南战场的西线被敌机百舌鸟导弹击中,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损失。和我一起参加“六二O”会议的炮瞄雷达技师,我的同学和战友杨洪祥说:他们的雷达也被敌机施放的百舌鸟导弹攻击了,炸弹落在阵地上,虽然没有击中雷达,但雷达天线也受到损伤。
  “五一”,我们过了“两个国际节”。
   “五一”节前夕,司务长穆勤从国内运来一头活猪和各种青菜,准备节日改善生活。进入越南已经4个多月了,战士们也想利用”五一”原地休息时,洗洗衣服,写写信,谈谈心,放松一下。
  “五一”节这天,和往常一样早7点30分开机值班,到10点30分该我雷达站白班关机休息了,可指挥所让继续开机值班。一直开机到下午4点30分又到了关机时间了,但还没等把雷达机关完,指挥所下达进入“一等战备”命令。雷达站立即又投入紧张的战斗,接着发现了目标,及时向指挥所报出我们测出的方位距离并换算出“五五”方格目标坐标。随后敌机临空,接着从防区太原方向传来了炮声、飞机轰鸣声和爆炸声,敌我双方展开激烈交火。紧张的战斗使战勤人员连中午都没休息。继续工作到晚上7点30分,又该到我们值夜班的时间了,直到晚上10点30分我站才关机休息。这一天,雷达二站官兵整整连续战斗15个小时,就连炊事班给煮好的全肉馅饺子,战士们也只能吃凉的。
  在战后总结会上,同志们说:1967年“五一”节,我们在越南过了两个国际节,一个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一个是“五一国际战斗节”。
  据我62支队(高炮62师)1967年5月1号出版的《战地快报》第九期捷报头条报道:
  “今天下午,美国空中飞贼多批28架,趁我欢庆伟大的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入侵我防区狂轰滥炸。我常备不懈,早已严阵以待的英雄指战员们,沉着勇敢,集火近战,当即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仅十余分钟激战,就一举击落敌机六架,击伤二架,取待对空作战又一重大胜利。"
  目睹高炮打飞机。1967年6月的一天,我到师指挥所办事,正赶上敌机来袭,于是我趁机观看了一次我军高射炮与美军飞机作战的壮观场面。
  当时敌我双方武器配备及战术特点:美军在北越战场上常使用4种飞机,分别是RF-101c战术侦察机、B-66电子干扰机、F-105雷公式战术战斗机、F-4c鬼怪式战术战斗机。敌机在战术上,一般是RF-101c侦察机在实施轰炸前几个小时或前一天实施高空侦察,然后作战飞机对目标实施机群攻击。飞机大部分都是从泰国起飞,每次几十架甚至一百多架,距轰炸目标100­-120公里在空中编队,编好队后到目标上空,先以B-66电子干扰机对雷达实施干扰,接着是佯攻机对目标进行假攻击,最后才是攻击机对轰炸目标实施投弹攻击。
  我所在的高炮六十二师为一个作战高炮群,布属在越南太原地区的发电厂、选矿厂和钢铁厂周边,火力配备为两个双管37高炮团、一个85高炮团、一个100高炮团和四个配属高炮营。作战指导思想是“集火近战”,集中火力打击一架飞机,争取将敌机当场击落。因此,如何将几门几十门高射炮集中起来打击敌人一架飞机,是高炮部队战时研究的课题。
  高射炮是先进的武器,但打击空中高速飞行的飞机并不容易。高射炮的设计原理是按飞机直线均速飞行设计的。高射炮兵捕捉到飞机后,一要迅速测出飞机的方位距离和高度,二要算出飞机用多少时间到达空中的某位置,三要把高射炮的炮口转到未来飞机所飞到的位置上射击。这样飞机飞到这个位置,炮弹也正好飞到,才能击中目标。其中有一个环节,如飞机变换方位高度,高射炮计算不准或空中风向风速有变化都打不上目标,因此高射炮打飞机是一件很难的事。
  这天上午十点多钟,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飞机临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我随指挥所人员进入设在大象山山腰的临空指挥所,距离高炮阵地直线距离约1-2公里。这时只见美军F-105、F-4C飞机按一字型编队向我阵地和太原地区俯冲投弹,同时我军高射炮开始对敌机射击,只见一架架美军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斜着冲向目标投弹,飞机前后都有高射炮弹的炸点在闪光。近百门高射炮对飞机射击,飞机不停向地面投弹,形成高射炮与飞机对打的场面:敌机俯冲的尖叫声、炸弹下滑的呼啸声、高射炮的射击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场血与火的地空力量搏斗。战斗非常激烈,飞机不停地编队投弹,高射炮就不停地射击,最后飞机飞走,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我虽然没有看到敌机被击中,当场空中开花的壮观场面,但却看到有的敌机被我高射炮打的冒烟逃跑狼狈不堪的惨状
  越南老大娘的情谊。在越南密村,雷达二站标图报话班住在距雷达阵地约300米的小竹林里,和姓阮的越南一家人离得很近(我们叫他房东)。这家人有一对老夫妻带着四个孩子,孩子的名字分别叫恒、劳、闷、台,最大的18岁,最小的8岁。阮老夫妻对我们很友好,虽然语言不通,见了我们都用手势打招呼,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越南打美国侵略者表示感谢。阮大爷被美国飞机炸伤,行动不便,阮大娘就经常到标图报话班住地看望战士,了解战士们有什么困难,问长问短,时间长了,战士们见了她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有什么事也愿意向她说。战士们有啥好吃的也惦记着给房东送上一点。就这样,战士们和这姓阮的一家人就像国内战争年代军民关系那样好。一次,班长郭景发患了感冒,阮大娘知道后立即送来了水果,问寒问暖。发现小郭的腿被蚊虫叮咬都肿起来了,就用毛巾沾上热水帮他敷腿,并从家里拿来自己配制的药给他用上。8月11日,雷达站撤出阵地回国,只剩下我带几名同志留守等待接防的雷达站交接。阮大娘发现标图报话班的电台天线不见了,她家房外的帐篷和人员都没了,觉得部队可能要走,就挑着一担菠萝蜜和香蕉来到300米以外的雷达阵地上,发现郭景发和我都在还没有走,就高兴地与我们交谈起来,从腰里掏出一打越南钱,她说,这些钱是让你们回国路上花的,这一担水果是送给你们回国在路上吃的。当我们好言谢绝,阮大娘竟然伤心地哭起来,用手势表示,你们帮助越南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很辛苦,我送给你们一点水果和路费以表示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
  回想部队在越南密村阵地上,雷达机架在树林中,标图报话班住在老乡的竹林里,都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用地。尽管我们也很小心,但雷达机的掩体,还是把小树林损坏不少。树林中有一块耕地,也因为我们的进驻而荒废了,对这些,从来没有人找过我们的麻烦。当韦副指导员和我带着翻译走访密村老百姓时,他们都说:中国军队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损坏东西还赔偿,给我们送日用品,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困难,中国军队真好,中越人民的友谊真是“同志加兄弟”。


  三、回北京参加”六二O”会议
  难得的科技强军会议。我高炮六十二师在越南北部太原地区,首开援越抗美防空的第三个大战场,这是我师继抗美援朝之后仅有的一次大规模与美军直接交锋。我们使用五十年代生产的武器甚至是三十年代前苏联生产的高射炮打美国六十年代的超音速飞机。敌人飞机上不但有先进的重磅炸弹,而且还把刚刚研制成功的气浪弹、百舌鸟导弹和子母弹等杀伤武器都用在越南战场上。
  在敌我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战场上,我高炮将士发扬不怕死的精神,敢打集火近战,近距离集中几门炮甚至整连整营的火力,打1架飞机。虽然战果好,但伤亡也很大。我师在整个参战期间虽然击落了敌机100架,击伤79架,但全师也伤亡510人,其中亡84人,伤426人。
  在现代战争中,光靠将士们的勇敢精神,靠战士们的生命与敌人的飞机浴血奋战是不够的,研究对付美国飞机及先进武器,发展我军高射炮是当时毛主席、中央领导及军委首长考虑的问题之一。在当时国内文革“夺权”的恶劣政治气候下,全国全军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军委常委决定,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承办,计划于1967年6~7月间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我军高射武器的现状及发展问题。由于开会时间是6月20日故取名“六二0”会议。参加会议代表都是来自越南参战和即将入越参战部队和国内科研院所、生产高射武器的有关人员。会议的目的是总结赴越参战高炮部队作战经验、改进和提高现有高射武器性能、生产出新的高射武器。出席会议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有关工业部及高炮的科研、生产、使用单位代表共31个单位196人。
  我高炮六十二师由副师长林殿卿、师作训参谋吴忠贵、警戒雷达站站长顾文友和炮瞄雷达技师杨洪祥、副团长刘德荣、刘明兰、李近泉、连长顾梦奇、朱昌镐等十几人组成的代表团,专门从越南战场上抽调出回国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参战高炮师在发言中,都对我军将士在与美机作战中,表现出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汇报。同时也对我军高射武器的落后现状进行了客观地表述。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从全国各地调集的新式高射武器和牵引车。其中有后来装备部队的新85高射炮和红岩牌大型牵引车。供代表们参观和品头论足。会议安排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看革命样板戏。使代表们感到回到祖国怀抱的温暖。
  这次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会内会外都有文化大革命的不和谐因素,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排除了各种干扰,使会议如期完成预定目标,于7月8日结束。
  叶剑英元帅与我们座谈高射武器的发展。1967年6月,我们从越南战场上抽调回国,到北京参加“六二0”会议。
  开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一直关心并过问指导这次会议,会议简报他每期都看,还与会议代表座谈,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7月4日上午,他亲切接见我们赴越参战部队9个单位的10位基层指战员代表,座谈了我军高射武器装备的改进意见及今后的发展目标。
  7月4日上午9时左右,当我们乘车来到北京玉泉山9号楼小会议室时,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叶剑英元帅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参加这次座谈的是来自全军9个高射炮部队的10位代表,我是其中的一员。见到我们敬仰的部队最高首长,大家开始还有些拘束和紧张。座谈开始时,我们先是自报家门。叶帅听后亲切地说:“你们都是从越南战场上下来的,辛苦了。在与美国飞机作战中,亲身体验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这次请你们来谈一谈,我军的高射炮应用在战场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对今后生产高射炮及配套装备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大家不要有顾虑。你们都是来自基层,又有实战体会,谈谈你们的想法,供我们参考。”
  叶帅这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话语和亲自搞调研的诚恳态度,使我们大家很快消除了紧张心情,都愿意把在战场上与美军作战时遇到的武器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地向军委领导汇报。
  代表们有的谈我军用高射武器打美军飞机存在着武器落后的现状;有的谈高炮指挥仪、牵引车、炮瞄雷达等与高炮配套装备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叶帅认真地听每位代表的发言,不时地插话与代表们交谈。
  我汇报的内容是高炮警戒雷达笨重,9吨重的雷达车牵引6.5吨重的电源车,机动性能差、行车爬坡困难、进入阵地更困难。建议能生产出重量轻、体积小的雷达,便于战时机动、行军和转移。
  在座谈中,叶帅边听汇报、边与大家交流,不时地还在本子上作记录。气氛和谐,场面热烈,谈者自然,听者认真,完全不象国家元帅与基层官兵的座谈会,倒是像家庭长者与孩子们在家里的对话。很快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我们都恋恋不舍地与叶帅告别。这次与叶帅座谈的时间虽然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叶剑英元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精力充沛、记忆力惊人。座谈会后第三天在毛主席接见我们之前,叶帅和其他军委首长再次看望我们,当叶帅和我握手时问到:“你是那天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吧?” 叶帅过目不忘,真让我感动。
  7月8日,叶剑英元帅在京西宾馆大礼堂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时,多次谈到那次座谈会的内容。他号召全军科研,生产单位,要重视越南战场的实践经验,改进我军的防空武器,提出要奋斗三五年,改变我军高射武器的落后现状。
  毛主席接见我们入越参战部队代表。7月7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以及中央军委首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六二O”会议的部队代表70多人,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刻,永不忘怀。
  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领导都非常关心我军赴越参战的高炮部队将士。7月6日会议结束时,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给我们部队代表讲:明天,首长要接见我们,希望大家的头发该理的理一理,胡子该刮的刮一刮,穿的干干净净的。如果首长要和我们握手,我们年青人不要使劲地握着首长的手不放,要轻一点。孔副司令这些话逗得大家一阵轻快笑声。等回到招待所时,我们看到每人床上摆了一套戴领章帽徽的军装,这是由于我们从越南战场上回国急促,只穿了蓝色的出国服装,因此会议工作人员专门为我们这些出国代表们临时借的,让我们参加接见时穿。大家开始整理军容,有人胡子刮了又刮,鞋擦了又擦。虽然孔副司令没有说明是哪位首长接见我们,但大家猜想出来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在议论中,也有人很不情愿地说:毛主席日理万机不一定有时间接见我们。7月7日上午我们就是在整理军容和议论中度过的。
  下午,部队代表集合,我们穿上久违了的军装,心情特别高兴,乘车从总参第一招待所出来直奔人民大会堂,当我们军容整齐,迈着轻快的步伐进入人民大会堂时,看到警卫战士和服务人员也都是满面春风,就连地上铺的红地毯也好象在欢迎我们。我们被引进湖南厅。落座后,服务员给我们送上茶水和热毛巾。下午3点50分左右,中央军委首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分两次接见我们并与我们一一握手和交谈。之后我们依次进入接见大厅。第一排是首长接见时坐的,第二排是各师领导和各部,兵种领导,我们从第三排开始站队。大约下午4点30分左右毛主席出现在大厅韶山画像的左侧,稍停片刻,在接见队伍中不知是谁先喊出了一声“毛主席万岁!”随后,代表们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中央领导、军委首长也跟在毛主席后面进入接见大厅。毛主席在距我们20米的厅前向我们鼓掌走来,只见毛主席满面红光、身穿灰色的服装。15米、10米、5米,最后他和其他领导人依次坐下,同我们合影留念。照完像后他站起来又一次地长时间地向我们鼓掌和招手。虽然毛主席没有对我们讲什么,但与我们长时间招手,好象是说:援越抗美的将士们,你们辛苦了。这时全场再一次地响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毛主席离开接见大厅的时候,代表们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用口号声、歌声送走了毛主席及中央、军委首长。
  第二天(7月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都用第一版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接见的盛况。其中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向代表们鼓掌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与代表们合影的两张照片。要点为:毛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进接见大厅,向大家亲切招手。代表们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前数四排,右侧第六人为本文作者

  在这之前的7月5日晚,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孔从洲和宋承志、副政委刘何等也接见了我们高炮入越参战部队代表,并鼓励我们发扬光荣传统,取得更大的辉煌战绩。
  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军委首长的亲切接见,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所在的雷达站也以此为动力,在后来的第二次出国作战中,面对空中敌机、地面特务和热带密林中蚊虫的叮咬等三方面敌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好评。
  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就想起那战火纷飞的援越抗美战场,想起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军委首长接见我们时的幸福情景,以及中央机关办事同志热心为基层服务的精神,这些往事让我终生难忘。


  四、赴老挝作战点滴。


在老挝班南舍阵地上

  第二次出国作战:
  我于1967年8月随部队从越南回国,又于1968年率雷达站配属坦克三师高炮团赴老挝作战。这年9月雷达站从丹东出发、到四平编入坦克三师高炮团,10月份从四平乘军列火车向大西南进发,10月23日到达云南省玉溪,在玉溪训练了一个月后,摩托化行军向边疆开进,由于我们雷达站的车辆车身长、笨重、走云南的公路时,克服了山高、坡陡、坡长、弯多、弯急、塌方多容易出事故等困难,翻越云南3166米的哀牢山和3306米的无量山,于12月16日到达云南最南边的边陲小镇勐腊县的尚勇。作出国前的准备,1969年3月8日从勐腊县磨憨检查站出国,在老挝北部孟寨省纳么县班南舍的竹林里开机作战,担任空中警戒任务,为坦克三师高炮团(出国代号为705大队)提供近方空中情报,这是雷达二站代表高炮62师配属坦克三师高炮团出国作战。雷达二站的组成人员为干部3人,副指导员韦明庆,技师李振田,我为雷达站长,战士21人,其中参加过越南战争的有李千红、丁学才、李春路、胡兆发、贾延标、朱明义、姚玉、王汉忠、乔保元、李作宪、佟坤勇、孟庆芳、高传金十三人。从各团调入的新兵有杨家敏、邵培根、赵志军、吴铁石、潘耀刚、张文、樊兆全、张金科八人,全雷达站共24人。坦克三师高炮团,时任团长张国牌、政委李干卿,装备单管三七高射炮。这次出国作战的任务是保护中国工程兵第五支队(出国代号为301支队)为老挝人民修路,打击美老右派飞机对修路部队的袭扰和轰炸,名为“援老抗美”。

雷达二站在老挝的合影

  老挝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内陆国家、没有铁路和出海港口、尤其是与我国云南接壤地区以农业为主,多为走马帮的小路,交通极为不便、这对于老挝爱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进行抗美救国斗争非常不利,为了支援老挝人民的抗美斗争,保卫中国的安全,应老挝人民党和王国政府的请求,中国决定无偿地为老挝人民修建七条沥青路面的公路,工程兵五支队是1968年9月进入老挝修路。起点是我国云南省勐腊县磨憨(老挝博腾)经孟寨省省会孟寨至蒙科(垮)、分东西两线。西线从博腾至孟寨,长115公里。东线从孟寨至孟科(垮)长112公里。总长为227公里。中国人民为老挝人民修路,这引起美国和老挝右派势力的极度恐慌和不安、美国和老挝右派势力不断派飞机对中国筑路部队进行空中袭扰和轰炸,平均每月达400—500架次。当时,美老右派使用的飞机有:C-45、T-28、L-19、L-20四种飞机,高度在2000米。寻航距离为1000公里,速度较慢。其战术特点是利用阳光、云层、地物、采用中、低空出航、不断变换高度、靠近目标、突然出现进行袭扰和攻击,然后爬高逃走。我高炮团的指战员对打美老右派飞机是信心十足,我军的作战原则是“集火近战”,对入侵我火力范围的美老右派飞机,坚决予以击落。为了给坦克三师高炮团提供准确地空中情报,我雷达站就架在西线纳么县境内的班南舍竹林里。雷达的作战与其他部队不一样,只要在雷达性能探测范围之内,掌握空中目标时,能发现的远,报的全,准确度高,播报的速度快,并不间断,就算完成作战任务,因此雷达站把如何能及时发现空中目标,并迅速向上通报,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在坦克三师高炮团的指挥下,除了作战时提前开机外,每天上午开机三个小时,下午开机三小时值班,做到常备不懈,始终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从1969年3月至70年元月撤出老挝的时间里,每天都能掌握数批空中情况。在这段时间里,我高炮部队作战三次。一次是1969年5月17日上午11点,美老右派C-45一架入侵班南舍地区,部署在班南舍的高炮及工程兵的高射机枪连相继对敌飞机进行了猛烈射击,打得敌机没来得及投弹,就仓皇地逃走了。另外两次是7月14日L-20、8月22日T-28分别入侵孟寨高炮团防区,被我高炮团当即击落一架,击伤一架,有效地保障了施工部队的安全。

  时刻警惕地面特务的袭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老挝内战结束,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同时与中国建交,但美国扶植老挝极右势力,发动内战,对老挝爱国战线党发动所谓的“特种战争”,使老挝国内分裂成三种势力:其中以爱国战线党组成的左派力量;以美国支持的老挝右派势力以及中间派组成。国内就分成解放区、敌占区、游击区和中立区。
  我工程兵修路地段是在老挝北部博腾——孟寨——蒙科(垮)一带与我国云南省接壤,位于老挝的南塔、孟寨、丰沙里三个省境内,政治情况复杂,沿途经过纳么、孟寨、孟拉、孟科(垮)四个县属于解放区。西线北部与我国接壤的南塔省博腾一带有七、八公里区域是中立区,纳堆等地是新解放区,纳通至班果内之间的班滚龙地区有几十公里的人烟稀少的深山游击区,谁去谁占领,是两边政权。就是在解放区、虽然经过社会改革,但不彻底,常有特务潜伏,有时特务还专门主动向我方接近,热情迎接,结果是为了搜集情报。
  高炮团的防区内,就有解放区、中立区和游击区,入老挝前的社情通报中说:靠我国边境的南塔省是一个较大的特务据点,蒋介石的残余匪帮、老挝右派及泰国、缅甸等国特务经常在防区内窜扰,专门搜集我国援外的军事情报。1968年就在我境内龙门地区被我歼灭了一个特务小组,打死两人,俘获一人,缴获卡宾枪、小型录音机、望远镜等装备。在我勘察修路路线过程中,美蒋匪帮为了解我军行动和入老目的,派出六个特务小组,侦察我行动,每组十余人,日夜有活动,分布在我筑路一线。1968年6月15日,被老挝游击队歼灭一部分,打死一人,投降两人。据俘虏交待他们主要任务是:破坏活动、反动宣传,策反,派遣常住特务等。单独执行任务的雷达站、为应付这种情况,在选择阵地时,与工兵七团的高射机枪连同在一个小山头的边上,官兵们分别住在雷达、电台、油机旁的三个帐篷里、每个帐篷住一名干部,虽相距只有几十米,但夜间仍设三个哨兵,成三角形,有利于相互支援,哨兵站岗时,带着枪和子弹,加上干部夜间也查哨巡逻,基本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但由于在异国他乡执行任务,特别警惕地面情况,也常把一般情况当成紧急情况,甚至把竹林里的动物活动的声响误认为特务活动,出国部队有的连队曾发生过开枪乱打一气,结果误伤了老百姓的牲畜事件,一天夜里,我雷达站战士易尊白站岗,阵地周围竹林被风一刮沙沙作响,很害怕,加上竹林里确实有动静,由远而近的走来,就认为是有特务入侵,也没与另外两哨兵打招呼,急忙把我叫醒,说阵地发现特务,我马上带杨家敏等人搜山,搜了大半夜,什么也没有发现,却发现了水牛。四十年过去了,到底是老百姓的牲畜进入阵地,还是特务入侵我阵地,仍是个谜。不过在异国他乡,对地面特务的袭扰是不能大意的,保持高度警惕是必要的,尽管我们搜山人员一宿没有休息,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是值得的。
  热带密林中的蚊虫。
  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中,我们雷达站的官兵们参加了越南、老挝的抗美战争。那里的多雨湿润气候和蚊虫叮咬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
  越南、老挝与我国的广西、云南两省接壤,当地五月至十月为雨季,十一月至第二年的四月为旱季。常年多雨,气候湿润,属亚热带气候。特别是老挝北部群山连绵、森林密布、河流纵横、气候炎热、蚊虫孳生、疾病流行。部队生活在热带原始密林中,还不时地发现老虎和金钱豹等野兽,技师李振田带先遣组到中老边境设营时,夜间常听到豹子叫,一天晚上战士乔保元站岗时,发现豹子从帐篷边窜过,第二天高炮团好几个连队都报告发现了豹子。同时还有猴群、大蟒蛇、穿山甲等野兽随时可见。因多雨潮湿到处都能见到蚂蚁、蛇、蚂蝗、蚊子等害虫,这些小东西给人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
  1966年12月31日夜,我们雷达站进入越南第一个阵地——93高地。山上密林覆盖,午夜时分,班长郭景发外出解手,还没等解完,就被什么东西咬得跑出来,他说:“越南这地方不知是什么东西,像豆粒那么大小,直往身上爬咬人,实在受不了”。身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听了他的话,都非常吃惊。第二天天亮,郭景发又回到他解手的地方,发现原来他踩到蚂蚁窝了。这里的蚂蚁窝大得像个小土堆,蚂蚁体形硕大,土红色的,咬人时肢身立起来,很历害。大家仔细观察,像这样的蚂蚁窝到处都有,有的蚂蚁窝还筑在树上,战士们看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大家都不去惊动它,躲着它走就安全了。
  蛇是越南和老挝常见的动物。出国前部队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卫生盒,里面有几种药物,其中有一种药叫“季德胜蛇药片”,就是为防蛇咬的。蛇只要你不侵犯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一次,雷达站战士刘占和与程凯走夜路,年轻人爱说笑,刘占和故意往前跳了一下,说有蛇,而程凯以为是真的遇到蛇了,也往前跳了一下。本来刘占和是和他开玩笑,可打开手电筒一看,地面上真的有一条金环蛇。还有一次,我从雷达机上下来去雷达班的帐篷里取东西,一进门就看见一条蛇正在补觉战士的被子上爬过。春天正是蛇的繁殖期,一次,我去厕所解手,临时的厕所就挖在一棵大树下。我刚蹲下,就听外面的战士喊:“站长,树上有蛇”。我抬头一看,呀!原来在头顶的树枝上爬满了蛇,每个树枝上都趴着一两条,我急忙地跑出来,数了一下,足有上百条。在老挝,一次,我看到两位工程兵战士,用塑料布包着一段蟒蛇肉,从外面看大约二十几公分粗细,可见蟒蛇有多大了。还有一次,我们抓到了一条蛇,副指导员韦明庆是南方人,给大家做了一顿蛇肉,大家品尝了蛇肉的味道。
  旱蚂蝗(山蛭)在越南,特别是在老挝,真是无处不有。蚂蝗生长在密林的草丛里,身体呈暗绿色,与树枝草叶同色。待人经过时,迅速跃到人的身上,爬进露肉的地方,用吸盘吸血,虽然被吸的地方不痛,但伤口却是很痒,如果伤口用手抓破了不易愈合。部队的流动哨兵或去丛林里砍柴回来,就要坐下来抓蚂蝗,每次都能从裤腿上、脚面上、胳膊上抓出蚂蝗来。战士们只好穿上高帮鞋,扎上袖口,绑起裤管外出执行任务。
  部队在野外生活,给每个人发蚊帐、防蚊油、防蚊帽等必备品。可是晚上睡觉前,如果蚊帐没有掖好,钻进一两个蚊子,你就别想睡好觉了。在外面的哨兵,上岗前必须在裸露的脸部、手上涂上防蚊油、带好防蚊帽。再就是小咬,这个东西很讨厌,它虽然小,但咬人却毒性很大,咬上就是一个包,很痛也很痒。抓破后流黄水,总不爱好。
  在越南、老挝的密林中,我常被蚊子、蚂蝗叮咬,由于奇痒难耐,把伤口抓破后,不能愈合,结成痂,痒得厉害。再抓破,再结痂,长时间不好。医生说,这叫节结性痒疹。几十年来,只要蚊虫叮咬过,我身上就结痂不爱好,落下了一种奇病。
  回想在东南亚原始密林的那段岁月,有美国飞机轰炸;有地面特务的袭扰;有大自然的风吹雨淋日晒;有蚂蝗咬、蚊子叮。炸弹没有伤及筋骨,而蚊子、蚂蝗却把皮肉叮烂,那岁月真是让人难以忘怀啊。
  部队在热带密林中的生活。
  在老挝作战的防区内是山岳丘陵地带和密林,没有像样的道路,只有我筑路队正在修的一条公路,离开这条路就没有路了,雷达就架在离这条路不远的竹林里。据我国最南面60公里处,是老挝孟寨省纳么县班南舍的一个小高地上,距班南舍寨子百来米左右有南舍河流经。高地上面为工兵七团的一个高射机枪连阵地。班南舍寨子共有十几户老百姓,一个越南转运站。老挝人与我国云南傣族人的生活习惯相似。当地人习惯居住在沿河一带,老挝人用水人为的把河分为三段,上段为饮用水、中段洗衣服、下段大小便,这个寨子的上游就是上个寨子的下游,因此很不卫生,住高脚房,没有水井,吃河水。洗澡,大小便也在河里。雷达站进驻阵地后最先遇到的就是吃水问题。副指导员韦明庆带领炊事班战士找水源,根本找不到,只好在河边挖个坑,让河水经过沙石过滤后,不经消毒就做生活用水。战士们要到河里挑水,好在距河边几百米。部队的大小便是自己挖的厕所。另一个就是烧柴问题,就地砍柴烧火做饭,旱季好办,可是雨季的雨一下就是不晴天,只好派人去竹林里砍已经死掉的干竹子。一次,战士张文冒雨从山里扛一捆竹子下山,下坡时摔倒了。肩上的竹子捆将张文的锁骨压断,卫生队将他的骨头接好做了包扎,让他不要动休息两周。可年轻人好动,已经接好的锁骨错位了,留下了终身遗憾。
  部队在异国他乡的热带密林中,生活用品特别是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平时,以干菜、花生米、咸鸭蛋、罐头为主要副食,新鲜蔬菜很少。为了解决出国部队的吃菜问题,云南省孟腊县把一些好耕地改成种蔬菜,我们也在竹林里开荒种一点菜,如茄子、辣椒、小白菜等。即使这样也保证不了部队的蔬菜供应。由于蔬菜的短缺,战士们的口腔发生溃疡,说话、吃东西都比较困难。
  在热带密林中,高温潮湿,经常出汗,又不爱干,全身都长满痱子,其中腋下、大腿根里阴囊等处让汗水长期淹着,发痒、变红,先是用手一抓就掉皮,后来就变烂了,有的都出水、流脓,非常难受。面对山高林密,湿润多雨,战士易发疟疾、得皮肤病,高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北方人不服水土,常闹肚子,被蚊虫叮咬后,常流黄水,奇痒难忍,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官兵们毫无怨言,仍保持着乐观旺盛的斗志。在“当好高炮62师代表”的口号鼓舞下,大家以阵地为家,以苦为荣,团结一致,生活在敌机轰炸,地面特务袭扰,蚊虫叮咬的环境中,每天开机达六小时以上。从1969年3月7日至1970年元月3日的九个月时间里,在坦克三师高炮团的指挥下,圆满地完成了入老挝参战任务,受到高炮团领导的好评。
  战场上锻炼造就了一批新人。
  雷达兵是一个技术兵种,平时训练需要一年至少半年才能担任作战值班任务。而雷达二站从1966年11月份组建12月就进入越南参战,经过多次连续作战及战场的考验,又经历了长期工作在又潮又闷老挝战场的锻炼,雷达二站养成了可以连续作战的作风。从老挝回国后,雷达站的官兵们仍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师司令部搬家、打耙、拉练、为军区营团干部演习作空情保障等多项任务中,都表现出这个集体是一个可以连续作战的小分队。副指导员韦明庆是南方人,个头不高,娃娃脸,讲着一口很不标准的普通话,是一个去过朝鲜、越南、老挝三个国家作战的老兵。他性格坚毅,办事认真,坚持原则,对战士做思想工作细致耐心,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雷达技师李振田,是雷达技校毕业的,技术非常过硬,为人正直、爽快、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除了管好全雷达站的设备外,还经常参与战备值班和部队管理,是我的好帮手。在两次出国作战中,班长郭景发,李千红都能以身作则,把所在班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而且能独挡一面。由于大家的努力,在两次出国作战中,不但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也锻炼了一批思想觉悟高,专业技术水平好的同志。1969年11月,部队还在老挝作战期间,李千红、贾延标、朱明义、就被坦克三师高炮团看中提为干部。1970年回国后丁学才、王汉忠、胡兆发、乔保元、李作宪、佟坤勇、杨家敏、邵培根、吴铁石、赵志军等相继被提为干部。这样算起来,雷达二站第二次出国作战的21名战士中,有13人提干,占战士总数的62%。这个战场上锻炼出来的小分队,不但能连续作战,而且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干部。

  五 后记:
  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在战场上打磨出来的新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仍保持着象当年战场上那样顽强的革命斗志,为党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据几位有联系的战友了解的情况是:
  杨家敏:从师偵察连雷达二站站长任上调入宣化炮兵学院深造,毕业后作为战斗骨干留学院任雷达教员。在任教员期间,勇挑重担,曾一人担起全院三个系十二个学员班中的十一个班授课任务,受到学院上下的一致好评。1983年调入本院电教中心任主任,他继续发扬了战场上那种顽强的战斗毅志,携带繁多的录像器材,克服了许多困难,跑了多个炮兵靶场和大型 演习现场,拍摄了大量军事题材的电教片,作为内参向中央军委主要首长和中央政治局汇报的录像片,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录像资料。在任教员,教授的35年期间中,17次被评为优秀教员,8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编导,拍摄,编辑的电视教学片300多部,其中80多部在全军,总参院校协作中心获奖。13部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撰写论文60多篇,在军内外刊物上刊登。由于贡献突出,获得提前晋级,荣获首届军队育才奖,享受全军优秀技术岗位津贴及烛光奖。技术级定为四级(正军职),文职三级。是侦察连乃至高炮62师的名人。
  副指导员韦明庆:从老挝回国后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在605团任教导员工作,后任协理员,转业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县人民法院任法院院长。当上了人民法官。
  雷达技师李振田:是我军雷达技校毕业的,科班出身,又经过越南,老挝两次实战锻炼,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从老挝回国后,调入辽宁无线电一厂任军代表,为我军雷达建设又贡献了十六,七年。转业到辽阳市文圣区科委任职,后又调到该区任档案局局长。
  郭景发:从越南回国后被提为干部,由于政治理论水平很高,表达能力强,适合做政治工作,因此一直在师直属队的侦察连,通讯连做政治指导员工作,后调任师直工科任科长。转业后到抚顺市煤炭工业管理局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李千红;第二次出国前,从雷达一站作为骨干调到雷达二站任操纵班长,这位同志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都很强,是第二次出国战士中拔尖的一个,接任雷达二站站长后,带领全站很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从师604团教导员岗位转业到沈阳市皇姑区人事局任副局长,后任皇姑区档案局任局长(正处级),
  贾延标:是第二次出国战士中第一批提干的。这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放到那里都让人放心,就是说他心里想的是如何干好工作,和平时是“五好战士”,战场上是“功臣”。从605团转业到河南省洛阳市建筑公司当干部。退休后仍在洛阳建筑部门当“监理”。
  胡兆发:是雷达二站赴老挝参战标图报话班班长,提干后到620团任职,转业分配到安徽省肥西县运输公司当干部。
  李进学;是雷达二站在越南战场的主要号手,三等功臣,复员后在河南省洛阳市创办了金西化工物资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 
  吴铁石:从老挝回国后提干,送郑州炮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学员队区队长,1979年转业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检察院,当了一名人民检察官。

      赵志军:从老挝回国后提干,送入宣化炮兵学院学习,毕业后留学院当教员,转业后到河南省开封市法院,当了人民法官。

      邵培根:从老挝回国后提干,送重庆总后勤部高等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调入沈阳军区后勤部技工训练大队任教员。1988年在教研室主任职(正营)转业到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水利学院当教员。
      王贵生:在老挝补充的新兵,回国复员安排到沈阳机床一厂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后担任机床一厂一车间工会主席、车间党支部书记。沈阳三个机床厂重新组合成沈阳马特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后,任公司行政部部长(正处级),直到2010年退休。
      樊兆全:从老挝回国后复员到黑龙江宁安运输公司当司机,后任宁安客运公司党支部书记。
      张金科:从老挝回国后复员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地质队工作,后调入黑龙江省宁安县土地局工作。
      潘跃刚:从老挝回国后复员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军马场武装部任保卫干事。
      另外,在老挝作战期间,司机孟庆芳、老兵李春路复员,坦克三师给雷达二站补充一名司机陈士明。另外,在老挝补充的新兵还有易尊白、陈开先、黄基昌、肖云同等人,工作也很出色。易尊白被部队送到总后勤部高等专科学校深造,是雷达技术的后备力量。

  六、参与我国首次批量生产防弹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内外科研院所及工厂,经过3年的艰苦攻关,终于试制成功性能良好能防止子弹射入的防弹衣,并于1971年首次批量生产,用以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当年,我作为军方代表,参与了防弹衣生产的整个过程以及最后的押运交付使用工作,如今回忆起来仍是往事难忘。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一种新式杀伤武器——子母弹(又称菠萝弹)。子母弹从飞机投下后在空中炸开,同时飞出约200-300个如皮球大小的钢球。利用重力加速度原理当钢球达一定速度后在空中或地面上爆炸,又飞出约200-300个如滚珠大小的钢珠,其速度为每秒560—580米,快速飞行的钢珠给战斗中的士兵造成巨大的伤亡。我的同学和战友张全同志就是被这种子母弹打中而牺牲在越南的,当时在越南战场上,子母弹对高射炮兵和奔跑在公路上的汽车司机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研制生产防御子母弹和步枪子弹的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1966年起开始列入国防科委的科研项目。1967年4月毛主席和军委首长指示:“希望此项研究尽快出成果”。在国防科委的直接领导下,由20多个军队和地方的科研院所及工厂,经过三年的艰苦攻关多次大型模拟试验和实弹爆破试验,获得大量数据,研制出了性能较好的防弹衣。
  防弹衣的主要材料为铝、镁、铬三种金属材料按一定比例分别做成铝镁合金片和铝铬合金片,两片合在一起,分别具有铝镁合金片的轻、柔韧、滞;铝铬合金片的轻、硬度极强的特点。合起来既阻滞子弹的穿透又穿着轻便的特性。这种防弹衣内装多个这些金属合金钢制“鳞片”,形似鱼鳞排列整齐,类似古代铠甲,加上里子和面,从外面看就是一个普通背心,重量为十多市斤,可它能防住子母弹及步枪子弹的射击,有效地保护人的五脏六腑重要器官的安全,这就是我军研制的用于单兵防护的第一代防弹衣。是高射炮兵及汽车司机在越南战场上的保护神,故被命名为“护神”牌防弹衣。
  给越南战场研制、生产防弹衣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工程,任务十分火急,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任务,国家决定分别在南北方两条线生产防弹衣,南线在上海,北线在东北的沈阳,哈尔滨。
  一九七一年六月,我受上级指派去北京军委炮兵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与军委炮兵科研处参谋闵佩杰同志,作为生产防弹衣的军方代表,一同去东北监制生产防弹衣。
  六月中旬,我和闵参谋来到沈阳,在沈阳有两家协作厂,一家是3505工厂,负责防弹衣的总装。一家是沈阳标准件厂,负责生产防弹衣的铆钉。我们在3505厂验收了生产车间,设备及生产环境后又北上去了哈尔滨101厂。
  哈尔滨101厂是我国生产铝合金的专业厂,又叫东北轻合金厂。由这个厂生产防弹衣的关键部件“合金钢制鳞片”。主要工序为压制板材、冲压鳞片、铆接、洗边和抛光等程序。
  我是第一次与工厂领导和工人打交道。当时负责全厂工作的是空军某部的支左军代表,他们对这项军工产品任务认识高、决心大,决定用全厂最好的设备,最强的班组,以最快的速度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任务。101厂经营管理比较好,生产井然有序,工人三班倒,歇人不歇机器,一天24小时不停机。我们每天都要去车间,按图纸的要求检查产品,发现问题随时找人解决。一些重大我们又解决不了的问题,直接向上级汇报,确保任务不受干扰,按时交付使用。
  101厂的各种设备齐全,防弹衣的第一道工序是将“铝镁”“铝铬”按比例配制的钢锭轧成很薄的板材,在多台轧机前,工人师傅冒着盛夏的高温,将铝镁合金、铝铬合金的钢锭从炉中夹出来,送入轧板机上,经过一次轧,二次轧……很薄很标准的钢板就出来了,摞在轧机旁,再用天吊把铝镁合金,铝铬合金板材分别送到机加车间,加工成六角形的合金钢片。
  在机加车间,更是一派繁忙的场面,一排排冲床、一排排钻床、一排排刨床等设备不停的工作。工人们利用事先做好的模具,先将大块的薄板割成标准的板条,再在冲床上冲出合金钢制的六角钢片,再经过钻孔、铆接、刨边、抛光等工序。这防弹衣的“钢样鳞片”就算完成了。在整个防弹衣的“钢样鳞片”的制作过程中,压制板材、锯割板条、钻孔、铆接、刨边都有标准模具,操作机器就能完成,劳动强度不大。而抛光(打毛刺)虽说是在沙轮上或用沙布打。准确地说这是一件手工活。一块鳞片六个斜面,必须用手工把正反面的毛刺打光磨平。却是一件即费工费劲的事,一件防弹衣需要几百个钢样鳞片,几十万套衣服的鳞片需要打毛刺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道工序对101厂来说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且是时间紧,任务量大,他们只好发动全厂职工人人参战加班加点都来参加会战,有空我们也加入这个打毛刺的会战中。就这样三个月的会战除发挥这个厂设备齐全的优势,加上全厂职工的积极奋战总算是分批分期地装箱运往沈阳3505工厂总装成防弹衣。后来我才知道,这打毛刺的工序,沈阳标准件厂和3505厂等单位职工都参加过会战。
  101厂工人师傅觉悟很高。工作认真,从不叫苦叫累,无论是用机器操作,还是在会战中用手工操作的打毛刺的全民会战中,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高尚品德。一次在加工车间冲压“合金钢制鳞片”时,一名女工的一只手指头不慎被冲床压断,过后当我们去她家看望她时,她说:“为了给越南战场生产防弹衣,虽然我断了一个手指头,比起在越南战场上牺牲在子母弹下的战士来说,我的伤痛算不了什么。”
  在生产防弹衣的三个月里,我们作为生产防弹衣的军事代表,住在该厂的招待所,吃的是职工食堂,工厂食堂是一天24小时供应饭菜,主食是俄式面包,副食是随季节变化的各种蔬菜,生产中是停人不停机的三班倒,我们军代表虽不是三班倒,但也是除了吃饭睡觉外,每天都在车间里与工人一起度过,在车间里转来转去,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三个月中我们基本上没休过星期天,没有上过街,没有游览过哈尔滨。为了赶制生产防弹衣,我们也是无怨无悔。九月中旬,防弹衣总装成功,我们也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但上级又让我将防弹衣押运到广西交给接收方。九月二十日,我带上高炮六十二师特务连的一位班长,将3505工厂组装完毕并装上火车的防弹衣从沈阳出发向南运去。我带上一支手枪,特务连班长带一支冲锋枪,我们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吃住在装满防弹衣的闷罐车厢里,在国庆节前将几十万套防弹衣押运到广西凭祥,交给接收方代表,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凭祥部队招待所里我们过了1971年国庆节,本来想利用节日休息时间上“友谊关”游览一下,以还我入越参战时大部队行动没有好好看看“友谊关”的遗憾。可招待所的同志们说:九月中旬开始就“封关”了,不让任何人靠近“友谊关”。事后才知道,由于林彪的叛逃,中央采取的紧急措施故此“封关”。
  由于我们携带的武器不让带进北京,凭祥军代表帮我们办理了枪支托运手续,交火车运输,人员乘车回北京。十月八号我们回到了北京,军委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在批判林彪紧急会议中,特意请假看望了我们,并赞扬我们为生产防弹衣所付出的辛劳。
(2011年1月于沈阳)

  作者简介:吉林九台人,1941年生,1960年参军,曾任学员,雷达技师,雷达站长,所长,沈阳炮兵学院教员等,曾参加过援越抗美和援老抗美战争。1983年转业到沈阳电视台任记者,主任编辑,沈阳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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