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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祖国最南端
发布日期:2009-12-28 22:29:32    浏览人数:1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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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守范

                                               作者1946年春与炮校同学李治在通化
       1949年10月,我所在的高射炮第二团圆满完成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任务后,离开新中国首都北京南下。全团装运车炮和部队的列车从永定门车站出发,先沿津浦路到徐州,后转向西经郑州到武汉。我营到达武汉后住在汉口长江边上沿江大道一座大仓库里,据说这是英国人开办的打蛋厂仓库。我们把炮阵地部署在沿江一线,保护渡口,保证从北方源源不断过江南下的人员和物资不受损失。

       到武汉没几天,上级调我任高炮一团参谋长,马上去高一团报到。高一团团部驻硚口,隔江与汉阳相望。我到团里后,同团领导一班人和司令部全体见了面,此时高一团的团长是王思谦、政委张佩、副团长傅明贤,政治处主任李仁鑫、副主任戴英文,供给处主任贾丕山、副主任王发展。司令部十一二个人:第一参谋兼作教股长裴辅忠和陈哲文、友川茂男、陈昌记三位参谋;通讯股长金钟鸣、参谋张瑞风、李步,文书兼收发员李晶;队列股长赵旭晨,书记员江晨等。
       王团长、张政委和我很熟,都是延安炮校一大队二区队的,1945年10月又一个车皮到的东北,所以很熟悉。他们对我来并肩战斗很高兴,急切地要我讲讲北京的情况,于是我就说了说政治协商会和开国大典情况:从6月份党中央搬进中南海办公开始,我们高炮二团就在前门、景山和西直门一线担负防空任务,直到9月30日傍晚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我都按杨易风团长和叶树柏政委的指示,从早到晚呆在民国大学图书馆楼上的营指挥所里值班。晚上,团长来电话说全团阵地统一由防空指挥所指挥,让我作为团里代表参加明天的典礼大会。十一那天一早,我们就整队准备,下午开会时我站在会场最东头第一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那时天安门前还没有观礼台,条石铺面的长安街也不很宽,所以城楼上下之间的距离很近。当毛主席高声宣告和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隆隆礼炮声从二营阵地的前门城楼那边传出来,广场上30万军民口号喊得格外响亮。朱德总司令阅兵完毕,又回到天安门城楼宣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始分列式阅兵和群众队伍游行。这时我才回到营部指挥所,继续防空值班.。
       他们对我参加了开国典礼很羡慕,王团长说:“你们二团紧跟在我们后边,净拣好事了。武汉这里刚解放时,还让我们高炮部队都驻在城外,说市里没有地方。结果敌机一来轰炸,马上就让我们进到了市区里面。” 接着又说了说国民党空军曾派飞机来进行轰炸军工厂、车站和江上的渡船。敌机一般采取贴着江面低空飞行方式,借着雾气隐蔽自己,让我们的高炮抓不住它。张政委也随即介绍了团里情况,听他说完我才知道,王团长说的一点没错,高一团正式成立这两年多来,先后参加了我东北野战军的所有大仗,从1948年初冬季攻势中的攻打四平街算起,围长春、攻锦州、克沈阳、打天津、收北平、战太原,直到强渡长江,都是在最前线执行任务。往往是打下一座城市后,随后便把防务移交给后来的我们二团,自己又去进攻新的目标。
       到任两天,我便随高一团乘火车前往尚在作战的两广地区,在车行途中,我与司令部同志们分别谈话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我感到高一团无论从战斗成果、战斗经验和军事技术上,无疑都是全军最强的。能在这样一支英雄部队中,时时处于战斗最前线,真是又高兴又自豪!
       从武汉出发后,车下土地渐渐变成红色,从北京出来时满眼金黄色的秋天景象被郁郁葱葱的青绿色所代替。车到四野前线指挥部所在地衡阳,我们下来待命。这里刚刚进行了衡宝战役,一线大部队顺势向东、西、南方向追进,敌人作鸟兽散跑得很快,我们的步兵追都追不上,更不要说炮兵了。此时前线无大的围歼攻城战斗,我们高射炮团也属于二线部队了,主要任务是保卫指挥机关和交通要害以及新收复的大城市。我们住进了据说是当地人士为纪念湖南籍民主革命先驱黄兴(字克强)而创办的的克强学院。这所学校,青瓦白墙,院落很大。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时间,天气不好,一直是阴雨绵绵,只见了一天的太阳。雨天虽说不好,但却使敌人的飞机不能飞过来,这也是老天爷帮忙,我们保卫野战军前指机关的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
       后来接到命令去广州,于是我们再登车向南。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四野原炮兵纵队苏进司令员,他好象是去南方边境和香港执行什么任务。因有段打仗被毁铁路这时尚未修通,车进广东境内小站坪石又停下来,我们未下车。这地方叫坪石,缘于当地山上有一块又大又平的石头,等候期间我们好多人都爬上那座山见识了一下这块大石头。只见这座小山顶有方圆足球场大小的平面大石头,周围刀削般的峭壁有一二十米高,活像扣着一扇大磨盘。夜里望去,黑黝黝的山峰悬在头顶,好像就要倒下来砸向我们似的。
       铁路不通,影响我们前进,大家很着急,随我们一起走的苏进司令员更是跑前跑后指点正在抢修的铁道兵,很快我们又重新上路了。苏司令员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曾担任过中长铁路(苏联控制)的我军代表,后来还参与组建了四野的铁道纵队,对铁路比较熟悉,此时发挥作用自然不一般。走没多远,车在曲江附近又停了一夜,我纳闷儿:怎么刚从坪石走了不多远就在这小站又停了下来呢?这时我们见到江中有许多小船,人在船上吃、住,还有些大船,灯火通明,奏乐唱歌。大家都觉得奇怪,有人就说:“这些小船是渔民人家,到了海边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家。那些奏乐唱歌的大船怕都是些妓女船了。”听了这番解释,大家虽心存疑惑但也无人能反驳一句。
       12月下旬,我们走走停停终于顺利抵达南方重镇广州,住在东山区。我们得知西南战役以歼敌90万而告结束。
       在广州不懂粤语无法与当地老百姓交谈,所以司令部的陈哲文参谋这个广东人就忙得个不亦乐乎,无论是司、政、后哪个机关的对外联络交涉都少不了他。不知不觉地我们度过了1949年的最后几天和1950年元旦。1月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毛主席在莫斯科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的讲话。我们正组织学习,紧接着接到命令:去雷州半岛,参加即将举行的解放海南岛战役。
       这一段行程可没有火车,于是我们开动炮车,长长的车队不再象过去那样昼伏夜行,而是光天化日下在水网密布的乡间公路上向西疾进。队伍经开平、恩平、阳江、电白,路过几条江河都是摆渡过去,比较耽误时间,部队昼夜不停地轮渡,有次还淹死了人。沿途大家都很新奇:农民种水稻插秧,北方可没有腊月种庄稼的;家家户户屋旁都种有巴蕉,大芭蕉叶郁郁葱葱,摘下便可做扇子。在湛江宿营出发时遭遇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轰炸,我们边走边迅速进行还击,没有造成大的伤亡损失。
       原来此时盘踞海南岛的国民党军为阻止我进攻,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对向雷州半岛集结的我军采取空中和海上轰炸,给我军行动造成很大的威胁。正因如此,上级才令我团迅速赶往第一线实施防空保障。
       从湛江继续南行至海康宿营时又看到了椰子树,圆圆的椰子在高高的树上挂着,大家也不知是个啥东西,供给处副主任王发展用枪去打,把个椰子打漏了也没掉下来,椰汁滴滴嗒嗒地往下流,他也不知道该喝。张佩政委听说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不遵守群众纪律。也就是这个王发展,在我军打下海南后随王团长去海口,偷了公款银元后被查出,回广州后就被军事法院判了几年徒刑。
       关于群众纪律,这是我们一路上再三强调的问题。因为到新解放地区不像老根据地那样群众都了解我军,所以要切实以自身形象来影响和宣传群众,重建我们共产党部队的军民关系。南下时,有次在行军路上看到路旁水塘里的鱼多得直跳,团直观通连连长就叫停车下去抓鱼改善伙食,炊事班还把车上带的劈柴拌子发给大家去打鱼,不一会儿就打上了一桶,远远的有老乡在自家院墙里往外张望,他们谁也没在意。等到了宿营地炖好鱼,连长还找团首长去“改善改善”,傅明贤副团长去了,见全连正在开饭吃鱼,他一听说鱼是这么来的,当即对正吃饭的全连批评说:“你们不知道这水塘都是老百姓的养鱼塘吗!真是当裁缝的丢了剪子,光剩下尺(吃)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一针一线还要不要?见了鱼就抓,像什么样子!”命令连长带着钱赶回去向老百姓赔礼道歉。原来,我们这些北方人不知道南方一般是人工养鱼,有些老乡说这鱼是他养的,咱们战士还说人家瞎说,“野外的鱼哪有人养的”。随后,团里就此事通报全团引以为戒,强调严格执行我军纪律。
       正因为我们执行纪律好,因此所到之处很受老百姓欢迎,扩军招兵工作很顺利。在长沙衡阳两个城市有不少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包括一些官宦富商人家的子女,记得当时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女儿名叫黄河清的来了,还有位老先生的三个女儿也一起来了,我团卫生队宣传队这样就多了三姊妹,因为她们仨的名字里都带个“珠”字,所以大家都管这姐仨叫大珠二珠三珠。她们后来参加海南岛战役,又上朝鲜前线,一直战斗到回国。
       我们几个团领导先后去兵团前指、海康四十军军部和湛江四十三军军部,见到韩先楚副司令员和李军长,接受了为跨海备战部队搞防空警戒、保障训练和集结船只顺利进行的任务。过海康后,我们到达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随后按要求把部队分头布置在海安港和三塘港一线,掩护海边训练部队。炮阵地就设在大海边,晴天用40倍的炮队镜能清楚地看到对面海南岛海口的码头和国民党军防御工事。
       腊月初一那天,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腊月里听打雷,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不久,也住在徐闻的跨海作战主攻师一一八师邓岳师长请我团几位领导吃了顿饭,邓岳师长过去在抗大分校时曾同我王团长、张政委在一个队,还是他俩的队长。吃饭时,大家在一起忆昔抚今,感慨颇多,根据这段协同的情况,我们都表示要全力配合,争取早日渡海成功、解放海南。
       我们团部住在一个祠堂里,门前是鱼塘,当地老乡连着三天打捞鱼塘里的鱼,说是传统风俗,要把塘里的鱼打干净迎新年。老乡们把捞上来的鱼送了不少给我们,同时还有好多甘蔗、杨桃等水果,我们大嚼甘蔗,把嘴唇舌头都吃烂了。年三十那天,乡亲们还送来一个用木盘托着的烤仔猪,我猜想这大概是老乡们对最尊贵的客人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这个春节,我们因担心敌人的空袭,没有喝酒没有会餐,只是在夜里吃掉了那个烤仔猪,吃猪时我才明确的感到:1949年过去了。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从黑土地的祖国东北到黄土地的新首都北京再到红土地的大陆最南端,我的行程由北向南跨越了整个中国,而这跨越所迎来的,则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龟缩在海岛上的国民党军队,为了挽救其彻底失败的命运,仗着美国给的飞机军舰优势,拼命破坏我军的海岸练兵。只要天气好,他们几乎都派飞机来对我侦察轰炸,我团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是紧张,每天都严阵以待。徐闻有座一二十米高的古塔,上面有小平台是个制高点,只要天气好估计敌机有可能来,我就带名电话兵上去观察敌情,上面的视野十分开阔。
       起初我军打算在2月开春时即发起总攻,因船只等原因向后推迟了。当时我军没有军舰炮艇,也没有大型运兵船,只好广泛征集渔帆船,再安上发动机和山炮改造成机帆船、土炮艇。为了这一改造,3月间兵团作战科杨迪科长通知我说,韩副司令要我团拆掉10台牵引车,把车上的引擎总成给四十军用来安到船上。因为这事涉及团里编制装备需报直接上级批准,团长政委我们研究还是一边立即上报武汉的特司高指所,一边马上组织人拆卸。很快,我们把拆好的机器交到了四十军,同时也接到武汉回复的批准意见。
       备战时间越长对我团的压力就越大。海峡对岸敌军在我军训练时,不时以空军或海上军舰的远射程大炮向我轰击,敌机由我团和步兵的防空警卫来对付,敌舰则由我军地面炮兵迅速进行还击。白天敌人军舰来开炮,有我远炮对敌压制射击,所以敌人白天多以飞机来轰炸我地面炮兵阵地,而晚上则以军舰大口径火炮攻击我地炮和高炮阵地。敌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威力很大,又可以趁夜暗悄悄进到距我不远处海面发炮袭击,而我地炮却不易发现其方位,无法还击,这样对我威胁极大。为了避免敌舰夜间炮袭我高炮阵地,我们的连队每天白天严阵以待,天黑后便把火炮撤出阵地到离岸边较远的内陆地方,拂晓前再拉上阵地去展开。一连几个月这样干,部队十分疲劳。
       疲劳是疲劳,但在战斗中大家却不含糊。一次敌机来袭,我一举击落敌机1架、击伤2架。战斗中不少干部战士英勇顽强,后来有一个班被师里授予阶级硬骨头班的光荣称号。阵地上是这样,阵地外也如此。4月下旬一天,当我军已经强攻登岛,恼羞成怒的敌人疯狂反扑,派大批敌机轰炸我海边营地,妄图阻我后续梯队。当敌机轰炸我团驻地时,三营司机卢永海跑去抢救群众,停炸后大家来找他,只见竹林上滴溜达拉的挂着被炸弹炸碎的肉和五脏,都以为是卢永海被炸了,后来细一察看,发现那不是人的肚脏而是一只狗的,这才松了口气。原来卢永海在轰炸一停,又去村中帮老百姓抢救烧着的房子,并叫上卫生员赶快去给炸伤的老弱小孩包扎。事后村中老百姓都异口同声说:“解放根(军)顶呱呱。”又怕我们不懂,把双手的大拇指高高举起喊:“顶呱呱!海南的中央军呀呀呜呜(不好的意思)。”
       4月,解放海南岛战役总攻打响前,我和团政委张佩奉命回武汉开会。去武汉路上,我见到新增派上来一个57高炮团,那位团长也是我认识的延安炮校教官,过去是老东北军的。等我和政委开完会再回到广州已是4月底,海南岛基本解放,上级命令我团返回广州,于是团长通知我不要再前去,就在广州负责设营,主要任务是找房子、解决部队住的问题。我知道,这一次我们挺进祖国最南端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2002年8月于沈阳)
 
作者简介:河北定县人,1922年7月生,1939年3月参军,曾任战士、学员、参谋、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科长、团长、高炮处长、师参谋长、学员、师长、军区炮兵副参谋长等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198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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