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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挑战权威的“国学野人”—范植桓
发布日期:2011-8-15 20:42:47    浏览人数:5685
版权归本网与作者共有,如有转载请标明出处。高炮六十二师战友网 www.62gps.com

范植桓简介

 
        范植桓:1959年2月8日出生,山西平定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独立学者。1976年入伍,任高炮六十二师侦察连标图班战士、班长。1981年复员为湖北省水产局干部。1991年下海经商。2006年弃商从文,开始专门研究历史和国学,并对中国文字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非凡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很多殊荣,受到了权威媒体和权威人士的高度赞赏,可堪称国学研究的奇才、专家。
 

获得殊荣

       2008年出版《论语语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书的出版进行了报道,被“文化中国”网评选为2008年中国国学十大新闻事件。   
       2008年受冯天瑜先生邀请,参加教育部“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09年,其作品《论语新解》获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二等奖。
       2011年,其作品《30个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词》,参评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
 
文化中国网:
       2008年中国国学十大新闻事件 “国学野人”挑战正宗《论语》。
 
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 :
       一周声音 “你知道为什么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吗?因为至今为止,对《论语》的所有解释只解通了一半。”
                  ——自称“国学野人”的武昌商人范植桓公开挑战《论语》注释权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武昌商人范植桓8日公开挑战《论语》注释权威。当日,他在与武汉大学几位博士生共同发起的《论语》研讨会上口出狂言:古今所有《论语》注释错了一半,中学语文课本中《论语》注释全错。
 
新浪新闻中心:
       范植桓:我与孔子经历相似 孔子和我们都处在一个文明过渡的非常历史时期,孔子时代是中国向法制时代的转型期,而当今中国则处于向机治时代的转型期,“机治时代”是我的理论创新。
 
长江商报:
       我的论语可以进课堂 “草根”范植桓著书《论语语论》,他就是一个草根,却重新注释了《论语》,并著书《论语语论》。 
 
华商报:
       千古名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广为熟知的注释是:“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到这里来,不也快乐吗?”可在自称“国学野人”的范植桓眼里,这话应解释成“那么多的人成群结队追从你的远大学识而来,这不就值得高兴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育热点 今年8月,范植桓自费出版了耗时1年半所著的《论语语论》。在该书《前言》中,范植桓自称该书颠覆了古今《论语》注释300多句(涉及到《论语》502章中的189章),从汉代司马迁、郑玄、何晏,到宋代朱熹,及至当今诸学者的注释中,都存在全句及部分句子被误解的现象。
 

学术成就

  一.完整地诠释《论语》
  2008年出版《论语语论》,被文化中国评为2008年中国国学十大新闻事件:“国学野人”挑战正宗《论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播发时评。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另辟蹊径,以秦汉文章讲《论语》,打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和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拘囿,又融合了前人的思想。一方面全面系统地将《论语》的重点字词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又选出先秦和汉代以前的例句加以佐证。并且对一些常用字和关键字的用法,双关和复句的用法进行了说明。该书的成就在于它扇去了落在《论语》上的尘土,使晦蒙于《论语》之上的千年之固,一朝荡涤。使《论语》以新的面容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本语论对《论语》502章中的189章作了新译,有三百多句的注释和以前的版本不同,并且有详细的释义来阐述每句的含义,独到之处也在其章节旁以“语论新解”加以论述。该书还第一次完整地将《论语》的原文和译文之间进行了通译,解决了《论语》成书以来所谓的“衍文”和“错版”的疑问,并且作了论据详实的补缺和辨证。也摒弃了以前在《论语》的注释上,译文放不进原文,或者用附加的文字来说明的现象。该书的出现,使《论语》不再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的现象存在,为《论语》有朝一日重新成为普遍的语文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语论》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传统典籍的注释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汉代以来以“字”注释《论语》等国学典籍的现象,将被以“文字”注释所取代,一大批国学经典将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二.破译封建之谜
  2009年进入国学研究的象牙之塔,研究“封建”。突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研究的难点,第一次准确地定义了“封建”的含义,推翻了一直被人称为的“封邦建国”之说,将封建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封建是指从商开始,在王朝之下建立了一级一级的政权。
  当前的“封建”研究存在着四大问题:一是“封建”一词的词性没有确定;二是“封建”的语义没有明确的概念;三是“封建”的属性随意扩大和缩小;四是“封建”的起源没有考据。范植桓以此为突破口,以史籍为依据对“封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历史上“封建”研究的颈口,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将“封建”赋予了新的生机。
  “封建”一词与大多由“封”字组成的语词一样,为偏正结构。
  “封建”一词的语义是:最早地进行一层一层的分布。
  “封建”原指“汤武革命”,后成为一种以等级分列政权的阶级制度,是谓“封建制度”。
  殷商是“封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的“封建制度”,因为一级一级有人当政,可以说其为:君主权力下列的“封建”。这是原始的,也是完整的封建制度。秦以降,封建制度变法,有政而未封,封建阶级的阶层开始无序,时现时亡,时强时弱,反复无常,体制已不完备,相对来说是:君主权力集中的“封建”。这是过渡的,也是残缺的“封建制度”。由于清末以前的“封建制度”,始终是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当政,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君主封建”。所以我们现在习惯上称谓的“封建”在其内含上也保持了古代的“封建”义,也就是君主专政。
  封建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政治治国的观念的形成,在过去单一的治民体制上增加了治官的体制,封建的本质是治官。“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诗经·颂·商颂·殷武》)”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
  三.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点是封建
  封建是政治的根基,也就是文化的原点,这是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原点的理论依据。中国文学的原点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能够追溯到原始宗教那里去。但是任何一种文体,它的言说的体式和惯例都是在西周或者春秋这个时代确立的。我们的词也好诗也好,论、赋也好,都是在这样一个礼乐政坛言说氛围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那些文体是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人们表达情感而产生,它是用于政治的各种场合。后来我们的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也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足以改变它的原有的那种主要的基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中国的封建与文化是同时出现在最早的有据可查的文字记载之中的,封建与文化运动是紧密相连并一同周而复始的。封建的变异,就是政体的变异;政体的变异,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异。不仅如此,中国历代的君王、历代的文豪是必议“封建”的,“封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太史”。统治者历来心系于封建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商周社会能够延续千年之久而不为人所病垢,封建永远是明主的理想王国;而让学者耿耿于怀封建的是找不到其间有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文人、大师功成名就之后在此议题上折戟沉沙。李慎之在与友人书中说道:“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汤武革命”带来的封建制度,不仅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得以世代传承,华夏文明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以完整的文字作为依据的历史记载。
  四.创立汉语语词本义学科
  中国的文字是有原形的,字也就有冠了定义。但是中国的语词是没有冠以定义的。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的时候,产生了语词,它基本上是对“文”的复述。所以语词也有多义性,它现在已经成为沟通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障碍,比较明显的是在语词的泛义和狭义之间游移不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范植桓研究发现,中国的语词是可以定义的,而这种定义放在任何语境下都适用。因此,在中国语文界必须创立一个新的学科:语词定义学。
  在现实中,有些关键的词语,人们即使是耳熟能详,尔或是运用自如,也不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易之为《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里的“知”是作没有人去理会的意思。因为迄今为止,词典是不以语根来给语词定义的,比如文化、封建、卫生、艺术、历史等等,从现有的解释中,你看不到它们的原有字义,这不能不说是语词学的滞后。还有一些语词因其本身在某一方面不为人所识或没有共识,其语义已经偏离了正轨或被滥用,比如封建、阶级、自由、民主等等,使用者往往是取其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有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举“民主”一词为例,其本义是“多数人的集中体现”,而在现实中却变成“多数人中采纳”,是以出现了所谓“先民主,后集中”这样的说法,这说明民主一词的关键一面被忽略了。不仅如此,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说,运用“民主”一词的时候必须清楚,民主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当我们喊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并不要以为是理直气壮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定民主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只是说它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知道“共和”还在向我们呼唤。
  至今为止,范植桓先生所作的词语本义探源都是随机抽取的,不可思议的是所得的定义全部是不为人所知的,其表现在我以一个词组的语根所作出来的定义,与词典中的现有定义是大相径庭的,有些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由此范植桓萌生了给汉语词语作定义的想法,因为现在汉语中字是有定义的,而词语是没有定义的。在给这些词语进行定义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词语的泛义和狭义问题,最开始总是游离其间,难以抉择,以致经常费力地解说这是泛义或这是狭义,可想而知,读者更是不明就里。当研究进行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规律,语词在文言文中的语义是泛义的,而在白话文中的语义是狭义的。有些词语是经过中日西对接,从古籍中提炼而成的。如:哲学、科学、艺术、物理、民族(秦汉以降出现)等。这种词语在近代中国的生成,实际上是文言文转向白话文、口语词的变革,有整词的用来对应,无整词的就近组合,不能组合的,加上几个固定的“表示方法”的字,可以称之为词缀组合,如:学、术、道、理。比如“民族”是就近组合,“哲学”是词缀组合。我以为这些词语在文言文中是作不定代词使用的。由于日本语中大量的古汉语西译,使一批留学日本的学者几乎在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今天离开了日语“外来词”,几乎就无法说话),推出了白话文的口语词,而突如其来的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使人对接踵而至的新语词囫囵吞枣,一直徘徊在似与不似之间,当回头再想认识他们时候,斯人已作古,一些词语就无法准确地定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言文中“望文生义、以文言文”的泛义词语在今天成为了狭义的词语。而这种狭义又是词语以外的社会因素造成的,以致很少有人能将它的泛义融入到狭义之中,通俗地说就是看不到其原始的本义在词语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现在给一些词语下的定义,看不到这些词语的语根,而是游离于本质之外的模糊的语言,总是让人似懂非懂,其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它与历史说记载的词语是不符的,这就是泛义和狭义不辨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汉语词语的本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对这些“外来语”进行修辞,就会有一个符合于泛义的准确定义了,人们再看到这样的词语后,就会博古通今。白话文的产生,实现了汉语言的文言文中的词语向口语方式的转变,一些书面的词语逐步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口语中。比如我们给中国、中华、华夏定义其本义后,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运用这些近义词。中国是针对国家而言的;中华是针对民族而言的;华夏是针对文明而言的。
  五.发明古汉语类别法
  古人行文必须简洁明了,不然会给后续者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因此形成了“以文言文”的文言文,同样一个字,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文言文中的某一个字在具备有这种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辨别它。如“史”字是表示记,专指记录事情的经(主线)过;“建”字表示立,又专门指立于最早和均衡的分布。经过长期的实践,范植桓先生发明了一种“古汉语类别法”,它能帮助我们快速理解古汉语中某一字的类别,从而更加准确地掌握其用意。例如无、不、亡、未四个字都有否定的意思,属于近义字,但是它们在使用上又有区别,无是表示以后没有,是将来式;不是表示现在没有,是现在式;亡是表示过去没有,是过去式;未是表示以上的三者都难以确定。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一个字先分类,再分别,这样就可以理解文言文的言外之意。例如“历史”一词,“历”是规律,这是类,有别于其他规律的是,“历”是表示一个接着一个,是为不断。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历阶而上”的“历阶”就是说的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这是上台阶的规律。注意“历”字在此被译为了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将其用在“历史”一词中,那么就不伦不类了。“历史”中的“历”就是一代一代。上台阶的历史规律是一步一步的上;社会的历史规律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更迭。
  六.提出界定汉语语词泛义和狭义的的标准
  “白话文”是汉语语词的泛义和狭义的分水岭。“文言文”中的语词是泛义的,语词要有前提条件;“白话文”中的语词是狭义的,不需要前提条件。
  七.将汉字还原为文字
  公元10年左右,王莽新政,汉室江山一分为二,东西错划。一个时代的交错,必然会留下一段深刻的印记,而这一次的交点,则是“文”和“字”的交会,一路走来的刻镂之“华文”,被一种笔写之“汉字”所取代,成为文化传承中一种主要的书体格式,在华夏文明的乐章里,从此增添了一种“文字”的功(表现)力,它就像一种组合拳,既有文之形,又有字之义,合纵连横,博采众说之长,珠联璧合,“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文字”的出现,是语言符号的一次华丽的转身,从此“文”有形,“字”有义。“华文”的语言简化(抽象化)功能,随着“汉字”书写的方便而变得直接化,并且逐渐生成了定义(白话)。因此,文字的出现,在文章上划分出“文言”和“白话”这两大阵营,用抽象化的“华文”写作的文章即是“文言文”;用具体化的“汉字”来写作的文章就是“白话文”。如此说来,“文字”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传统的书写模式,同时在内容上也给“文形”附加了“字义”。
  “文字”是华夏文明中特有的一套经过逻辑演变而传承下来的书写符号,是语言的载体,虽然从“文”到“字”有所变化,但是其语音和语义始终都保持原样。因此,通过“文字”的流传,人们现在仍然可以利用它回朔到遥远的年代,从“文字”中聆听那奥秘无穷的声音。
  世间的有些事情,就是在你做了之后才觉得有些遗憾。汉字出现之后,由于书写的便利而少了“简化”成文的程序,文字中“文”的原形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字”的功能却日益彰显,人们俨然可以用“字”来组成词形,必然就忘却了自身的字形。当人们轻描淡写地将“汉字”写入纸上,记录在案的时候,或多或少地遗失了在“简化”过程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而肤浅地停留在“字”的表面,而不知道字形何在,更没有多少人能道出“文字”的文形和字义。“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唐·韩愈《读〈鹖冠子〉》)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是:文字在当今已经被人理解为单一的“汉字”,失去了“华文”的身形。“文字”的玄机可谓是荡然无存!
  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会认“字”的一定知道它有其本,本就是“文”,这就是学文的初衷。不会认“字”的,它只会用,这就叫照搬。“字”只是“文”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成为主流之后,就是这个“字”的“定义”。比如“家”字,就是对屋里面有很多人的情形的一种说法,可以理解为“居所”、“会所”、“堂屋”、“聚会”、“相见”、“对酒”等等,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居所”,因此“家”字的定义是“居所”,指闲时相聚的地方。篆刻是错划之文,书法是誊写之字,从内容上来说,字是对文的一种定义,它将文的抽象之意,定格为一种普遍的用意;从形式上来说,字是对文的一种简写,它将文的抽象符号,定格为一种普遍的字划。因此,从文字的区别上来说:文是篆刻的,字是书法的;文是主形的,字是主义的;文是表象的,字是表意的。正是因为文字的互补,才使得中国的“文字”能够续写至今,这在世界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要将“文字”进行划分,就有“华文”和“汉字”之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证明“文字”在当时已经有了这样分别。同时也证明在许慎的那个时代,人们已经不知道“字”为何解了,许慎如此才道出“字”的“文”形,“说文主形”斯之谓也。学术也表明,自东汉之后,又有多少文章可以引经据典,为我所用?岂不是“文字脱谬”当然。“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至今恐怕连“学徒”也不多见,上千位学者专家编撰的《汉语大字典》中,竟然不能“说文解字”,证明“文字” 已经成为了“汉字”“字”当然也就有名无实了,上下二千年,历史也从这里划断,以前的叫经文,后世的叫史书。“汉字”脱谬二千年至今,余有幸重复“文字”之真谛,引人观复“文字”于“甲骨”,乘桴浮于“文字”之今海,自始发端“汉字”二千年祭!
  将“汉字”还原为“文字”中的字,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字的字形已经失传,字成以后却回不到它所描述的对象上来,这就叫做不“识字”。比如:“家”字还原成形之后变为了“猪舍”;“民”字还原成形之后变为了“眼睛”;“也”字还原成形之后变成了“女人的性器”。所有这些解释与我们使用的范围大相径庭。这几个字,无数的学者曾经进行过探讨,但是却不见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仅仅几个字就难倒了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更别说为所有的文字来正名了。可想而知,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有幸的是,笔者对文字具有天生的想象能力和洞察能力,对任何一个“字”,都可以还原成形,并且在“文”和“字”之间划上等号。“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文字合一,对我来说只是时间的问题,“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于我来说,文字也不过如此,可以无大过也!
  八.开创中国独立学者元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课题费。特别是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不知这样做是因为金钱的富有还是知识的贫乏,难道拿了钱之后就会有文化成果吗?好在民间还有不为金钱而坚持独立治学的人,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工资、没有项目费、没有美其名曰的、各种旅游性质的年会等等,但是他们做出的学问确实让“举国体制”的学者们汗颜。我们应该称这些人为中国的独立学者。“封建”研究的突破,就可以为中国独立学者记元。
 
书法作品:范植桓对书法亦有很深的造诣,值得欣赏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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