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贵

　　北美东海岸的夏季是个多雨的季节。

　　那一年， 我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参观访问。在华盛顿的那些天里，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物就一直笼罩在雨幕中，若隐若现。

　　我有些担心我的参观行程，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地方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它甚至是我这次美国之行最重要的参观目的地。

　　雨终于停了。

　　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国家大草坪，显现出了一派雨后的葱绿。我在寻找着一处美国著名的建筑物一一越战纪念碑。

　　身处国家大草坪，要找到越战纪念碑并不困难，只是，它截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巍然高耸的柱状或塔状纪念碑。美国越战纪念碑几乎是建在地平线以下，显得十分“低调”，这与美国人一贯的行事高调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来到了纪念碑跟前。

　　站在草坪上从远处望去，不经人特别介绍，也许参观者很难意识到眼前就是一座庞大的纪念碑。

　　这是一座横躺在大地上的建筑物，若从空中俯瞰就像是一个颠倒的开口很大的字母“V”，或者像一本看了一半，书脊朝上放在绿呢桌上的书。

　　沿着一块缓缓下陷的坡地行走，纪念碑显约15o度的大钝角向两边伸开，一边指向林肯纪念堂，一边指向华盛顿纪念碑。向两边延伸的百米墙面上，贴着像镜子般平滑的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名字。

　　一共有58132个名字。

　　那是58132名参加越南战争而一去不复返的美国官兵的名字。

　　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已成无数个美国家庭心中永远的创痛。

　　据称，纪念碑的设计者解释过这个嵌入地下的纪念碑的设计意图，“地球被战争砍了一刀，留下了这个不能愈合的伤痕”。

　　有人说，越战纪念碑的造型像一个反过来的“V”字，暗喻着美国在越战中的失败。

　　也有人说，这是美国人的“哭墙”。数不尽的美国人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在阵亡军人名字的碑刻前掬上一捧泪，带走的还应该有深深的思索。

　　从1961年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侵入南越开始，到1973年3月兵败撤出，美国在越南共投入近6O万兵力，死伤十几万人，更是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越战也因此被美国人民称为“最肮脏的战争” ，同时，也是美国政府承认的唯一的一次失败的战争。

　　36年前，我曾经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亲历过这场战争，我们是胜利者。

　　此时此刻，我正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站在纪念碑前。

　　起风了，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掠过美国国家大草坪。在风中我微微地眯起了双眼，我的胸中狂涛般翻滚着，如暴风袭过的海面，久久不能平静。

　　战争，它仅仅是人类相互屠戮的手段吗？人类在战争过后学会相互宽容了吗？

　　在纪念碑前，有不少人在缓缓走动，双眼认真地看着墙面上刻着的名字，神情十分凝重。

　　我特意留意了那些从纪念碑走过的孩子。他们顺着长长的黑色墙体，抚摸着一个个名字，眼睛怯怯地、纯净地，盛满着对历史的敬畏。他们无疑是幸福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没见过当年越南丛林里飞机轰炸时的骨肉横飞，也听不到受害者撕心裂肺的哭喊，他们无从体会战争地狱般的残酷。

　　想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

　　36年前那一段峥嵘岁月又浮现在眼前，一张张战友的面孔，一幕幕在战火中拼杀的场景……

　　青春的年华，满腔的热血，革命的豪情……那时的我们好年轻啊。

　　雨，又开始从纪念碑上空浙浙沥沥地洒落，渐渐地越下越大，转眼就成了 倾盆大雨。

　　那一定是来自天堂的眼泪，那些战争中死难者的眼泪。

　　雨水打在我的眼睛里，有些涩，眼前一片迷蒙……

 

　　中越边境地区        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正在北京读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怀着对革命前辈的敬仰，期盼铸就生命的辉煌，一支又一支的红卫兵步行长征队组织了起来。在田野间，在山岗上，他们背着背包，举着红旗，捧着毛主席像镜框，奔向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延安……

　　那是个狂热的年代，也是个充满激情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年代。

　　当时，我们一批在京就读的广西籍大学生，在广西师范学院门前（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位于桂林市内 ），校园内也组织了一支步行长征队，名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有17人，全部是男生。其中，清华大学7人、中国科技大学2人、中国人民大学2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北京政法学院1人、北京铁道学院1人、北京农业机械学院1人、北京工业学院1人。

　　我们计划先坐火车到南宁，然后步行，经上思、海渊、宁明、凭祥到龙州，沿着红八军走过的路，步行长征到井冈山。后来，有一些桂林市的女中学生知道了，也要求参加，和我们一起长征。我们抽出几个人，分别到这些女生的家里，去征求她们家长的意见。她们的父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自己的女儿能和我们一起去长征非常高兴。

　　这样，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共有了27个人。

　　我们选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为队长，他是一位清华电机系大四党员学生，还选了一位科大的学生为副队长。1O位女生中选出一位副队长，主要负责女生的事。

　　上世纪6O年代中期，我们的南方邻国越南，那里的丛林中硝烟正浓。

　　我们从各种新闻和宣传中得知，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支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解放南方，统一越南。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打击下，南越傀儡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新换上取代文官政府的阮文绍军人集团政权，也是风雨飘摇。美国约翰逊政府很头痛，便威胁北方，如不停止支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战争就要升级，将要轰炸北方。胡志明主席的态度很强硬：不管战争怎样升级，支援南方也绝不停止，这是越南自己的解放事业。假如美国轰炸北方，他就要请求国际支援。

　　越美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战争不可避免地升级了。从1964年7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出动飞机对越南北方的城市、工厂、铁路、港口等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滚雷行动”，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支援。越南是我国“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尽管约翰逊政府以核战争相威胁，企图阻止中国援越抗美，中国仍义无反顾地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当时之所以选择途经中越边境的这样一条路线长征，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长征队的队员想到凭祥时，找个机会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当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我也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个青年人。

　　1965年6月9日，我国政府出兵越南“援越抗美”。但是，毕竟美国飞机没有越境轰炸中国，中国没有理由对美宣战，向世界宣告“援越抗美”。美国当然也知道中国是一定会出兵越南的，但是它更不愿向中国宣战：一个越南南方就已将它搞得焦头烂额，国内反对越战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它怎敢再向中国宣战？

　　因此，中国的“援越抗美”就成了一场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战争。尽管当时的报刊、电台对中国“援越抗美”无只言片语的报道，只报道越南北方军队击落多少架美国飞机。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美国飞机大部份是被中国高炮击落的，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求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从桂林市坐火车到达南宁市，稍事准备后，连1967年的元旦都等不及过，12月29日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上思县。那里有十万大山，电影《英雄虎胆》中的剿匪英雄曾泰，就是在这里建功立业的。怀着对英雄的崇拜，我们要去十万大山走走。在上思县待了5天，我们又继续往前行。

　　快到宁明县城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战争气氛。

　　公路上，拉着解放军战士、高炮、军用物资的军车络绎不绝，离公路不远两旁的田野里，单、双管“37炮”昂首向天，严阵以待。

　　我们都很兴奋，个个精神抖擞，前边举队旗和捧毛主席像的队员昂首挺胸，我们在队长的指挥下，齐声高唱：“说打就打，晦！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唱了歌又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听到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炮兵们从帐篷中跑出来看我们，给我们鼓掌；过往军车上的战士，也一边喊着“红卫兵、红卫兵”，一边向我们鼓掌、招手致意。他们可能有点意外，因为当时规定，大串联只到南宁市为止，这里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红卫兵”。

　　过了宁明县，才走了半天多就到了凭祥市，这天是1967年1月13日。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历时半个月，行程数百里，终于到达了有可能去越南参加“援越抗美”的凭祥市了。

　　这是一个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南方小城市，四周群山环绕，一条小河从城边流过，小河两边长着翠竹和芭蕉树。这个时节，在北方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而这里却是流水潺潺，草木青青。

　　凭祥市大约也就是五六万人口，一条不太宽的主要街道横贯市区。沿着这条街道，我们来到凭祥中学，住在凭祥中学的一间教室里。跟往常一样，一头睡男生，一头睡女生，中间用塑料布隔开。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出去逛街了。凭祥市虽与越南仅一关之隔，但市区内反而没有多少战争的气氛，很少见军人和军车在市区内来往，商店照常营业，市面平静，市民生活正常。

　　清华的一位同学和北工院一位同学，他们两人没去逛街，而是一同去邮电局发电报。他俩的行踪被一位机灵的桂林女生发觉，她也悄悄地跟去了。

　　到了邮电局，清华的同学填写好电报单递给邮电局的一位女同志，这位女同志一看，电报是发给周恩来总理的。电文的意思是（现已记不清原文）：敬爱的总理，我们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27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求援越抗美，做国际主义战士，请您批准。

　　这位女同志看完，将电报单退还给清华的同学，说：“你们发这个电报没用，你们以为不管是谁往国务院发个电报总理都能看到？不可能的！我劝你们不要白花这些钱了。’这位清华同学拿着电报沉思了一会，拿起笔在电报单上加了几个数字，再递给这位女同志，说：“请您按照我写的加密发报，总理就一定能收到了”

　　这位女同志看到加写的密码，面带惊讶地看了一眼清华的同学，尽管她不知道对面这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但出于职业的认识，她没再说什么就给发出去了。

　　这位清华同学的密码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呢？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蒯司令”给的，“蒯司令”也是清华学生，名叫蒯大富。这位清华的同学和队长在从北京出来前，找到“蒯司令”，要求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的名称去广西串联、长征，“蒯司令”同意，并且给了这个密码。他说：这密码是总理的联络员给他的，总理需要尽快地了解全国各地运动中突发的重大事件以便及时处理，广西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你们就直接给总理加密发电报。但是，在平时一般情况下，不要随便用它。

　　本来队长交代这两位去发送电报的同学要保密，暂时不要让大家知道，怕事情办不成，反而引起思想混乱，结果既不能参加援越抗美，又不能继续长征。没想到，这事却让跟去的这位女同学给捅出来了，当天大家就都知道了，纷纷向队长求证。队长只好召开全队会议，向大家宣布了此事，并要求大家耐心等待总理的回电。

　　开始时我们很有信心，认为总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会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我们一边等回电，一边到工厂、街市去宣讲“十六条”，接待来访的工人、市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回电却杳无音讯，我们的信心一天天在丧失。这时，野战队里已有人在策划，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们的计划很幼稚，也很单纯。就是带上我们的学生证和红卫兵证偷越国境，到河内去找中国大任使馆，要求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

　　我当时想：“总理日理万机，哪能顾得上我们这样的小事？等也是白等。偷越国境要看是为了什么？只目的是高尚的，为达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援越抗美，为了世界革命，偷越国国境也是革命行动！”

　　于是在一天上午，．我和6名男生瞒着其他同学，颇费了一番周折，悄悄地翻山越岭，进入越南的同登。

　　没想到，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沮丧到了极点。我们被越方的边防人员滞留下来，并通知中国的部队来领人，将我们遣送回国。

　　当时我们还非常有情绪，不愿回国。那位代表中方来接收我们的解放军军官为此训了我们一通：“你们这些大学生真是胡来！我们入越前专门组织学习了好长时间，包括学习外事纪律。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尊重人家的国家主权。你们倒好，想来，就自己跑过来了，这是对人家国家主权的蔑视！你们知道吗？”

　　不过，后来那位军官还是向我们转达：越南的同志说，对你们这样越境的方式他们不能接受，但对你们支持他们抗击美帝、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表示感谢。

　　见我们7人被遣送回来，大家对参加援越抗美已不抱多大希望。

　　长征队里人心已有些浮动，有的人想返校，有的人想回家了。我原来参加野战队长征，主要目的就是想到达凭祥市时，找个机会去越南参加中国高炮部队援越抗美。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还不返校干吗呢？

　　晚上全队开会，总结前一时期活动的情况，讨论今后何去何从。会上争论得很激烈，长征队面临解散。

   

　　我们没想到，情况至此出现重大的转机。

　　第二天，就在大家正忙着解散后各自的善后事宜的时候，我们所居住的教室里来了两个人，一个穿军衣，一个着便装。

　　着便装的那人问我们：“请问，你们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的吗？”我们说：“是呀，你们要找谁？”这人忙作自我介绍：“我是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这位是广西军区的王参谋，我们要找你们的队长。”

　　“你们好！我就是队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的队长闻声走了过来。

　　“你好，我是王参谋，请你出来一下。”军区王参谋面带笑容与我们队长握了握手。

　　队长点了点头，就跟这两人出去了。对这两位的来访，我们都在猜测和悄悄地议论。从两位的表情来看，似乎是好事情。

　　我想：莫非是总理回电了？批准我们人越参加援越抗美了？一想到这，我的心就咚咚地跳起来。跳了起来，心头一阵狂喜！当我正想和清华、科大两位同学交谈时，队长回来了，他虽然是强作镇定，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和喜悦。我们都迫不及待地问他，有什么好消息？

　　队长笑着说：“我和野战队的两位副队长跟他们两人去有点事要办，有什么消息回来再告诉大家。”说完，他们就和来的这两人一起走了。

　　我们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喜气洋洋地回来了。

　　队长把大家招集来，告诉大家：“刚才我们是去广西军区陈运春副司令员那儿，他说总理收到了我们的电报，给广西军区发了一份回电，并抄送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陈副司令员找我们去，就是向我们宣读总理的回电。

　　队长刚说到这，大家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总理批准我们过去吗？电报上说了些什么？”两位副队长在一旁笑着说：“大家别着急，听队长把话说完。

　　队长说：“总理批准了！”

　　“好哇！”

　　“总理是怎样批复的？”大家欢呼雀跃。

　　“嘘！”队长笑着对大家说，“小声点，陈副司令员要求我们注意保密，从这一刻起，每个人都不准对别人说或给家人、同学、朋友写信谈援越抗美之事，以后也不能谈，只要国家没解密，一辈子都不能说。就是在战斗中牺牲了，也只是通知父母，是执行任务时光荣牺牲。如果哪个接受不了，他可以不参加，他要回家或返校都可以，由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买火车票送他回去。

　　大家听了都说，我们做梦都想当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现在总理已经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谁还想走？谁要走谁就是逃兵，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

　　我们一个个慷慨激昂地表示：坚决遵守保密纪律，只要没解密，至死不言，终身无悔。安静下来后，队长接着往下说：“为了保密，陈副司令员要求我们明天继续往龙州方向前进，让人们以为我们离开凭详市继续长征去了。出城以后，刚才来的那位王参谋在路旁一个地方等着我们，他会带我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向大家宣读总理的回电。然后，我们坐上部队开来的汽车，拉上篷布，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进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的留守处，大家就成了援越抗美的国际主义战士了。”队长还向我们解释：我们加入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援越抗美，是广西军区和凭详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到周总理的电报，与62支队联系后决定的。

　　这一夜，大家兴奋得都难以入眠。

　　第二天一早，大家就起来把行装收拾好，吃完早饭，我们背上背包就出发了。

　　我们走出凭详中学穿过市区时，凭详市的一些群众还想挽留我们，还以为我们真的是继续去长征呢。当我们走出凭详市已较远后，果然看到了王参谋等在路旁。

　　他带领我们走到离公路不远的一个土坡上，让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就把大家召集拢来，从衣兜里掏出个笔记本说：“我奉陈副司令员的命令，向你们宣读周总理给你们回电的抄件。”

　　回电原文现在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革命造反野战队，你们发来的电报已收到，同意你们加人中国后勤部队人越锻炼三个月。周恩来。

　　王参谋将电文念了两遍后问道：“都听清楚了吗？”大家说：“听清楚了！”他还说了一些要加强纪律性、要注意保密之类的话。在等待车子来接的时候，我走到王参谋身旁问他：‘“总理回电的原件在哪儿，我很想看看。’”他说：“原件存放在军区机要室，我也看不到。”

　　一到62支队的军营里，我们就来了个大换装。

　　每人发给两套内外军装、鞋袜，一件军大衣和雨衣，一人还发一顶绿灰色的越式大盔帽 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每人还发给一本《毛主席语录》。发给我们的军装与国内的解放军军装不同，是越南的军便装。我们穿上这套军装，戴上大盔帽就和越南军人一个样了……

　　我们原来所用的一切物品，每人打个包，写上自己和父母亲的名字及家庭地址，存放在62支队在凭祥市的国内留守处。假加谁在战场上牺牲了，尸体就地掩埋在越南的中国军人烈士陵园，他的包加上一张烈士证明书，给寄回家去。

　　当晚，大家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互相高兴地评头品足．兴奋不己。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发枪，因为这是高炮部队，不是一人一枪，各个班里有几支冲锋枪，站岗、出勤时统一使用。

        

　　第二天吃过早餐，支队政治部来了一位干部找到我们，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自我介绍姓郭，是政治部的干部．让我们就叫他“郭干事”。他说，支队领导要他和我们在一起，以后我们有事就找他。他通知我们，今天上午支队张政委要接见我们，让我们跟他去会议室。

　　留守处没有楼房．全是砖木结构的简易平房。会议室是一间较大的平房，中间摆了一张长方形木桌，上面铺盖着一块红布，沿着桌旁摆放着二十来张木椅，靠墙还放了二十来张木椅，大概总共坐得下四五十个人。郭干事要我们留下几把椅子，叫大家都坐下。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张政委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胖一瘦两名军人．一进会议室，那个瘦的军人就大声说。“张政委和史主任来看望大家了。”郭干事忙带头站起来鼓掌，我们也跟着站起来鼓掌。                           

　　张政委满面笑容，一边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一边跟大家—一握手，还不时地问道：“你是清华的吧？”“你是人大的？’在与女生握手时说：“好啊，‘不爱红装爱武装’，欢迎你们哪！”张政委大概有五十出头，稍显富态，由于长期身处战争的环境中，自有一种军人的威严。

　　握完手，大家都坐下来后，郭干事忙向我们—一作介绍：这是我们支队的张政委，这是政治部的史主任，这是政工科的王科长。介绍完后，郭干事说：“感谢张政委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现在欢迎张政委给大家讲话。”我们又一次鼓掌，张政委说：“接到广西军区送来的总理电报抄件后，我们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广西军区进行了联系，欢迎你们到我们支队来锻炼。本来袁师长也要来看望大家的．但是实在太忙，抽不出身来，请大家原谅。刚才，我们就是在研究我们的‘100炮’怎么出关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100炮”就是指口径是100毫米的大炮。它的射程可达一万米高空，是威力 强大的防空炮。但是，它的炮身庞大、沉重，必须要用履带牵引车来拖拉，走过的路面都要被破坏。

　　毕竟是一名来自前线的军人，说起“100炮”张政委就兴奋了起来，话题就从这里说开了。

　　“我们这个师接受援越抗美的任务后，总部又给我们调来两个团加强防空火力。我们驻防地是北太省的太原市，它是越南的重工业基地，太原钢铁厂是美军飞机轰炸的重点。我们和兄弟部队在这里的火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保卫莫斯科的防空火力还要密集。但是，现代战争仅靠炮火密集是不行的。二战时德军没有超高空水平投弹的轰炸机，现在美国有了。B52轰炸机在一万米的高空飞行，投弹时根本就不用俯冲，二战时的‘ 37炮 ’，最高射程是400O米，B52哪里会把它放在眼里，只能等着挨炸，所以他们吹嘘B52是什么‘同温层堡垒’，去年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就是被B52轰炸的，可惜当时河内没有我们的‘100炮’。我们的‘1OO炮’就是专打这个“堡垒’的，它由雷达操纵捕捉目标，炮弹装有定时爆炸装置，即使不能命中目标，但它自爆时，目标只要是在100米的范围内照样要被摧毁。这样一发炮弹，就是一户中等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B52轰炸机敢来，我们就揍它下来。”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喝了口茶，笑了笑说：“我们与老美交手也不是第一次了，抗美援朝时我们的防空炮火是什么水平？以单管高射机枪为主，有几门单管‘37炮’就了不得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怕它，现在它更占不了便宜。我们的‘100炮’、‘85炮’、‘37炮’、高射机枪组成的火力网，不管是超高空还是超低空的飞机都能打。现在的“37炮’大多是双管，只要填弹跟得上，就像开机关枪一样，直打得炮筒发起红来。”

　　张政委讲的这些，我们是闻所未闻，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

　　他问我们：“你们听说过‘雷公’式飞机吗？” 我们有的人点点头说：“在报纸上看到过。”张政委说：“所谓‘雷公’式飞机，就是F1O5飞机，它是战斗机，也可带弹轰炸。它有个加声器，在俯冲投弹时开动加声器，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打雷一样，从心理上来震慑对方。我们的‘37炮’可不管它是‘雷公’还是‘雷母’，就是专门揍它的。它俯冲到1000米左右时投弹，投完弹爬起来刚露肚皮，我们的“37炮’马上开火，‘雷公’就得‘倒栽葱’。

　　我们都笑了起来。张政委接着说：“现在我们的高射机枪，有双管和四管的，灵活机动火力凶猛，低空偷袭的飞机敢到阵地上来，就要打得它身上像马蜂窝。

　　张政委侃侃而谈，抬手一看，不觉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他笑笑说：“对不起，下面还有一个会，就谈到这里吧。今天大家都见过面了，你们都看到了我张某人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以后见了面也好打个招呼了。”我们大家都笑着说：“我们一定会给您‘立正’、‘敬礼’。”张政委说：“现在全国都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按中央的规定，像我们这样的部队不搞‘文化大革命”，只是进行正面的教育，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里来锻炼，向战士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说完，他问史主任：“你也讲几句吧？”史主任摇摇头说：“下面的会时间到了，我就不说了，以后机会还多。”张政委说：“那好吧，下面让郭干事和你们再谈些有关事情，我们就先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欢送。

　　张政委他们走后，郭干事就和我们谈了起来。郭干事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支队的番号和编制。

　　“我们这个支队的全称是‘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高炮师。为什么不用原来的番号，而称‘中国后勤部队’呢？因为我们没有向美国公开宣战，如果用原来的番号，我们再保密，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可以收集到一些有关情报，在国际上造舆论，攻击我们好战，而且也便于他们了解越南的防空力量和我们国内高炮部队的布防。”

　　“那么为什么叫“后勤部队’，而不叫其他名称呢？”有人提出了问题。

　　郭干事说：“我们早已向越南北方派出了大批的工程兵部队，美国也知道，但他们不能说什么。他们在越南北方狂轰滥炸，还能不准我们去帮助越南铺路架桥吗？大批的工程兵在越南北方不需要后勤供应吗？我们是工程兵部队的‘后勤部队’，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我们说：“好！这个名称好。”郭干事笑了笑说：“兵不厌诈”嘛，给他们收集情报制造点麻烦而已，他们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去搞情报的。”说到这里．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道：“因此，对一切援越抗美的部队．都有严格的保密的纪律要求，任何人不管是给父母还是其他什么人写信．都不准谈入越参战的事。一切信都要通过留守处转发，地址是广西XX箱，然后再写上你所在的大队和分队。你们从今天起．就必须严格尊守保密的纪律要求。‘军中无戏言’，以后谁违反了纪律就要接受处分。我们都说：“保证遵守纪律，令行禁止。”

　　郭干事接着说：“为了援越抗美，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援越抗美总部，直接领导和指挥入越参战的各支队。支队是加强师的编制；下面是大队，属团级编制；再往下是中队是属营级编制；最后是分队，属连级编制。排和班的称谓不变，没有旅的编制。你们入越以后，男的直接到各分队，和战士们共同作战，我们是师级单位没有女兵编制，女的一部份到支队文艺宣传队，一部份到支队的野战医院。”

　　我们男的听到能直接参加战斗，都高兴得叫了起来，“好啊”。女生知道，她们当然不可能到连队当兵，所以对这样的安排也很满意。

　　郭干事还说，你们的待遇与战士们一样，生活费比国内提高一倍，津贴费与国内相同，每人每月6元，为了保密，发军队内部使用的代金品  ，用不完的话，回到留守处时再换成人民币。

　　1967年1月23日，支队下达了入越命令。

　　下午4点，好几辆盖着篷布的军用卡车开进留守处。郭干事和我们一起上了一辆车，每人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随着其他入越部队官兵启程出发。    

　　马上就要进人战火纷飞的异国，人生崭新的一页已经掀开．国际主义战士的豪情在胸中激荡，每个人都兴奋不已．真想高歌一曲，大吼几声。

　　这时，郭干事说话了，他语调平和地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兴奋，但是为了保密，支队命令．行军途中不准唱歌，不得大声喧哗，希望大家自觉遵守。”

　　我们抑制住兴奋，撩开军车篷布的缝隙朝外看，只见外面飘着南国的春雨，我们的车队在群山中蜿蜒前行。

　　车队在友谊关前停了下来。我们在五星红旗下宣誓：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支援越南的统一事业，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战斗，坚决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定将凯旋。

　　此刻，一股国际主义战士的豪情在我们胸中升腾。

　　车队向南驶出友谊关。

　　在风雨苍茫的暮色中，中国唯一的一支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的红卫兵长征队，加入到援越抗美的中国后勤部队中，进入到了中美在殊死搏杀却都秘而不宣的北纬17度线。

　　我记住了这个时刻：公元1967年1月23日下午5时3O分。

     

　　越南太原市      1967年1月至2月

　　入越后，各连队直接就进入了自己的阵地，有的在第二天就开炮射击来阵地侦察的美国飞机。

　　我们27个人并没有马上分到连队参加战斗．而是由郭干事带着，跟政治部一起，住在62支队要保卫的太原市市郊的一处浓密的丛林中．接受战前教育，时间为期5天。

　　这种教育战士们早在出国前就进行过了，而且时间比我们的长得多。我们是特殊情况，到越南战场才来补课。

　　战前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学习毛主席有关革命英雄主义的语录，如“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后来的战事证明，这些语录背熟了，能够张口就来，还真有好处：在激战中，能大声吼叫、宣泄，就会什么都不怕。

　　大声吼叫粗话和大声吼叫语录，在战斗结束后的评功摆好会上，得到的评价是大不一样的。虽然没人说你不该用粗话骂美国佬，但是你就不如吼叫语录的能得好评；吼语录的，是在战斗中用毛泽东思想鼓舞斗志，用毛泽东思想战胜敌人。如果在战斗中两人表现一样勇敢，吼粗话的只能得嘉奖，吼语录的就可记功。

　　二是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育，有保密教育、遵守外事纪律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等。战士们对这些纪律都是严格遵守的。

　　如保密纪律，我们的战士给家里写信，只能报个平安，有关援越抗美之事，一字都不能提，连通信地址都是国内留守处的。我们牺牲的一些战友，至今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家孩儿的尸骨葬在何处，清明节他们的亲人想去祭扫寄托哀思都找不到地方。又如外事纪律，其中有一项要求，我至今不忘：不管是修工事还是生活必需，都不得随意砍伐树木。如要砍伐直径10厘米以上大的树（为怕有的战士不明白，还特别说明就是“碗口大小”以上的树人必须报经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批准。为了严格地遵守这条纪律，我们的战士可吃了不少的苦头。

　　有一次，转移阵地后我们班搭帐篷，因为用的是细小的树干支撑帐篷，半夜下暴雨，帐篷上的积水把支撑的树干压断了，大家忙乱了一个晚上。我们听到阵地上还有一些班，也和我们一样。又如，我们分队在修建弹药库时，需要粗大的木材盖顶，虽然阵地的坡脚下就有大树，但是不能砍，而是到一公里以外的刘舍（音）火车站去扛废弃的枕木。一根枕木六七十斤，要扛上走这么远的路，还得警惕防空警报，基本上就是一路小跑。战士们虽然很辛苦，却没有一个人抱怨，阵地下面的大树一棵也没有人去动。

　　三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的事情，如不准喝生水，不准下河洗澡，甚至不准用生水洗脸、漱口、洗脚，说是水中可能有钩端螺旋体等病源，感染了要降低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还有，外出穿鞋时一定要穿袜子，穿裤子时一定要扎上裤腿，防止山蚂蝗和毒虫叮咬等等。

　　对这些，战士们就不是那么严格遵守了。 如不准用生水洗脸、漱口、洗脚，要用炊事班烧的冷开水，战士们看到炊事班那么忙，根本就不去炊事班要水，而是挑着铁桶到阵地下面去挑溪水，谁也不在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什么钩端螺旋体。

　　在这几天里，支队的一位翻译还被派来教我们讲越语。他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小册子，根据他的教学经验，让我们在这些简单、常用的越语下注上中文，如在“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的越文下注上中文读音“宗队拿部队锅毛主笛”；“你好”，注“招东记”；“谢谢你”，注“感木恩东记”等。反正也不是为了系统学习越语，就是这么几句，这样学起来也挺有趣，挺容易。他还教我们唱越语歌：“面南中华，内连内，松连松……”中文意思为：“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 还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军歌队“该放面南，中打共贵定波……”（音）等。这位翻译大我们三五岁，跟我们关系很融洽。

　　5天的战前教育过得很愉快，也很有收获，在不知不觉中就结束了。

　　我们在丛林中的政治部里的学习过得很平静，但是外边早就打起来了，支队野战医院因晾晒被单暴露目标就被轰炸了，我们都急不可待地要下到连队去参战。

　　根据我们的情况和支队的需要，我们17 名男生全部分到各连队参加战斗，10名女生，4名分去支队的野战医院，6名分去支队文艺宣传队。分别时，大家豪情满怀，互相勉励，争取再相见时人人都立功受奖。

　　后来因工作的需要，一位清华的高年级学生被抽调回政治部办《战地快报》。这位同学在读高中时就是校刊的主编，既能撰文，又能排版，还刻写得一手好蜡纸，楷、隶、行、草都很漂亮，让他来办报，真是瞌睡有了枕头，再合适不过了。还有一位科大的同学，一向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千把字的文章，一挥而就，倚马可待。他给快报投了一篇稿件，题材有意义，反映又及时，快报一字没改地给采用了。他也被政治部从连队抽调回来，到快报当了一名战地记者。

　　在政治部学习期间，我们得到了不少部队 官兵的热情帮助，从这些战斗在火线的军人身上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和他们在一起很快就成为朋友。

　　6O5大队（团）的宣传股长郑若杜是一位年富力强的政工干部，英武干练，乐于助人，性格率直开朗，很有一套思想教育的工作方法。在入越后的第一天，我们的营房和周围环境很脏很乱，先遣部队建了营房后没来得及收拾。我们吃过早餐后，虽然也想打扫一下卫生，但是却什么工具都没有，连扫帚都没一把，就想有了工具后再搞。这时有位科大的同学，折了一些树枝，扯了一根野藤，捆扎了一把扫帚就打扫了起来。我们看见不以为然．对他说：“急什么？等拿来工具后再搞嘛。”这时郑股长走了过来，他夸奖了科大这位同学．对大家说：“我们出来了，又是在战争的环境中，我们要提高应变能力和生存能力，像他一样，不等不靠，根据周围环境提供的可能，创造条件完成任务。”

　　股长一说，我们大家就动起手来．不一会儿。就搞完了。

　　闲时，郑股长和我们下棋、聊天，时常拿出他随身携带着的入越前照的“全家福”和我们一起看。“全家福”上是三个人：郑股长、他爱人和他们刚一岁多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眼睛大大的，长得十分可爱。说起这个女儿时，郑股长的眼神和话语中，总是充满着无限的父爱。

       

　　我们分到连队后，连队又把我们直接安排到班里，与战士们共同生活，并肩战斗，成为班里的普通一兵。

　　我被分在62O大队11中队65分（连）队，这个连队是双管高射机枪连队。其他人，有的分在四管高射机枪分队，大部分则分在37炮分队。

　　一个班就负责一挺高射机枪或一门炮，每个高机班里有一名一枪手、一名二枪手，他们在枪盘上，负责捕捉目标和射击。一般都是副班长任负责射击的一枪手，班里军龄最长、最优秀的战士任二枪手。工事里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各站一人，身旁放着弹药箱，机枪盯住敌机射击，转到哪个方位打完了子弹，这个方位的战士就要马上填弹，如果枪管打红了，还要帮助换枪管，其余的人负责从坑道掩体内往工事搬运弹药。炮班也基本一样，只是在炮盘上一左一右多站了两个协同捕捉敌机目标的三、四炮手和一名填弹的五炮手。班长负责协调本班与全连队的行动，指挥全班的战斗。

　　我们在班里面，一般多是负责从坑道里往工事搬运弹药，这个工作不需要事先训练。我对这样的安排虽然服从，但是却不服气。一、二枪手的位子我不敢觊觎，没经过特殊训练，是不能坐上去的，但对四个方位的站位却是心里痒痒跃跃欲试。我看填弹也没什么难的，不就是拿起子弹带往填弹槽里一塞，然后再将检绳一拉，不就得了吗。

　　我在等待机会。一天半夜，凄厉的空袭警报把战士们从睡梦中惊醒，我这几天因为有准备，所以比班里其他战士早两三秒钟进入战斗岗位。

　　按照部队的要求，白天，从警报拉响的第一声起，战士们必须在3O秒内进入战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夜晚，是一分钟。

　　我站到了一直想站的枪盘子弹箱旁，一、二枪手也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按照我所见的操作程序，我把子弹带推入弹槽，然后将栓绳使劲一拉，完成！动作干净利落，我心里暗自得意。这次来的是一架全天候侦察机，没有进入我们的阵地，从一旁飞走了。

　　警报解除，各枪退弹，回营帐中接着做各自的美梦去。从此以后我也可以进人工事站位了，我很得意地拉动栓绳退弹——没想糟了，空栓！

　　如果子弹进入了枪膛，退弹时应该有一颗子弹落下，我这没有，是因为在往弹槽里推弹时没到位，是一次小事故。如果敌机飞临阵地上空，不能立即开火射击，轻则贻误战机，重则先受到攻击，造成伤亡。

　　第二天，班里作战斗总结，班长先表扬了我在全班第一个进入战位，然后作自我批评，说是他没有安排指挥好，主动承担了这次空栓事故的责任。我感到很愧疚，要取得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是要做好每一件具体的小事才行的，此后诸事皆谨慎了。

　　我们被分配到连队里，各班都争着要我们。因为当时阵地上大槁“红海洋”，要书写很多毛主席语录牌，班里战士的文化水平较低，如在我们班，最高的学历是班长的初中毕业，最低的是文盲，一名战士。我们能写会画，大搞“红海洋”正派得上用场。

　　此外，连队晚上槁文娱活动，各班都要出节目，也由我们包了。因此，我们在班里面既是普通一兵，又是“特殊人才”，班里的很多杂务活，如割蕨草伪装阵地，帮炊事班打柴担水等，班长都很少派我们的活，而是要我们集中精力搞好“红海洋”或准备好文娱节日，要在全连队评比时为班里争光。

　　平日空闲时，没有任务的都不能离开阵地。

　　“天天读”以后，各班的战士就互相走动，爱下军棋的，聚在一起下军棋；爱打扑克的，聚在一起打扑克；什么爱好都没有的，就去找老乡聊天。到开饭时，该轮到谁值日，谁就去炊事班挑饭莱。饭菜都还不错，这里的伙食费比在国内增加了一倍，主食是大米白面，副食油水也很足，只是新鲜的蔬菜很少见，经常吃的是干菜、粉条和罐头红烧肉，都是从国内用汽车拉来的，战士们都吃得津津有味。

　　无战事的日子，大家过得很悠闲。最累和最紧张的是战后转移阵地。像我们这样的高机分队，一般都是埋伏在战场的外围，主要是打击低空偷袭的敌机。因此，只要一开火，暴露了阵地，连夜就得转移，以防敌机的报复轰炸。

　　我们是一个班一架高射机枪，一辆军用卡车。转移阵地时，全班把东西搬上车，坐上去，后面拉上机枪就走。是晴天还好，如果遇上下雨天就遭罪了，全班都得下车，推的推，垫的垫，扛的扛，忙个大半夜才能把机枪拉上山头。机枪安放好处于临战状态后，马上就得挖战壕修工事，干到天亮，吃了早餐又接着挖。这都是为了要抢在敌机来攻击之前，做好战斗准备，主动应战以减少伤亡。到吃午饭时，工事基本修好，这时是真正的人困马乏了，大家草草地扒拉了两口炊事班送来的饭莱，找块稍平的地方，裹上军大衣，倒头就睡，因为帐篷都还来不及搭哪。

　　“日晒雨淋天当房，风餐露宿地当床；人生不为吃和住，愿把青春献给党！”这是我当时看到战士们横七竖八睡在阵地的烈日下，感慨系之而作的《七绝·太阳下午休有感》。

 

　　分到连队没多久，就到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了。

　　祖国“援越抗美”总部派来了慰问团，支队首长将我们接回政治部过春节，与慰问团见面。在政治部，慰问团的领导在支队首长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们，赠给我们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与我们—一亲切握手交谈，询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对连队的生活适不适应，与战士们相处得如何，并嘱咐我们：“你们是经主席点头，由总理批准，参加援越抗美的红卫兵，你们要当好国际主义战士，为增进中越友谊作出贡献，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听了慰问团领导的讲话，我们个个兴奋不已。原来我们只知道是周总理批准我们参加援越抗美，却不知道还有个“主席点头”。

　　越南也很看重春节，越南人民军也给我们支队派来了春节慰问团，送来不少香烟、糖果等慰问品。支队首长将这些慰问品拿出来与我们一起分享，组织我们开座谈会。大家虽然下到连队才十几天的时间，却如久别重逢一般。

　　这十多天来，虽没打大仗，却也跑过了几次警报，上过了几次阵地。虽然来的只是侦察机或一两架骚扰的敌机，有的阵地开了炮，有的炮都没开，但也算是参加战斗了。座谈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地谈自己的感受，热烈得很。

　　有的说，自己第一次上阵地时，看见美国飞机手脚都发软，好像飞机马上就要向阵地俯冲投弹，一箱六七十斤的炮弹，怎么也扛不起来，后来上了两三次阵地，看到敌机也不感到害怕了，同样一箱炮弹，很轻松就扛到了工事里。有人说，他第一次遇到敌机来是在半夜，拉响警报时，他的本能反应是将被子拉上来把头蒙上，战友把他的被子掀开，自己才猛然醒悟，赶紧穿上衣服往阵地上跑。等警报解除后，他觉得双脚不舒服，才发现左右脚的鞋穿反了。

　　座谈会上不时爆发出阵阵的笑声，支队首长说：“这不奇怪，第一次参加战斗都会有这种经历，战前的教育训练虽然必要，但不亲历战场，打过两仗，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战士。

　　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要向战友们学习、英勇参战，狠狠打击美国强盗，决不辜负周总理批准我们入越参加援越抗美接受锻炼的期望，要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争光。

　　座谈会上大家好像都言犹未尽，我们下来还继续交谈。没有支队首长在场，大家无拘无束，说起来一个比一个想象力丰富。

　　有的说，主席点头、总理批准我们入越参战，这是主席和总理的战略决策，“文化大革命”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不但要让红卫兵在长征中受到锻炼，而且还要让红卫兵经受战争的考验，才能培养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就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也会立于不败之地。有的说，约翰逊政府不是扬言要打核战争吗？那就打吧，无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嘛。主席和总理批准我们援越抗美，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我们是全国红卫兵参加世界革命的先头部队，今后将有数百万的红卫兵随我们而参加进来，日薄西山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被埋葬，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将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

　　虽然也有人质疑：“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总理给我们的回电，不就是让我们随军入越锻炼三个月吗？”

　　“三个月还短吗？说不准哪天约翰逊政府丢颗原子弹，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就打起来了吗？”马上就有人反驳。

　　“我就是不信，第三次世界大战说打就能打起来。”

　　“你不信？我问你，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怎么打起来的？不就是裴迪南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就打起来了吗？现在这里有越南军队是不用说的，还有我们的高炮部队、苏联的导弹部队、朝鲜的一个高炮营和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医疗队，如果约翰逊政府投下原子弹，扩大战争，各国还不会马上增兵吗？这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吗！

　　当时，我们大家都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话的。我也是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要打起来的，要不我也就不会偷越国境去投笔从戎了。我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一定非要投原子弹，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援助南方的物资，主要还不是中国提供的吗？‘胡志明小道’的起点就在广西的防城港，美国中央情报局又不是吃干饭的，他们会不知道？因此，真正要阻止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援助，只有轰炸我国的防城港。如果美国飞机轰炸我国的防城港，中美就正式宣战了，这不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

　　“要是真的打起来了，到时候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我们互相逗乐。

　　“要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队长也不再是队长了，而是世界人民解放军反帝先遣军司令了。”有的逗队长：

　　“什么‘先遣军司令’，到那时，我们的队长就成‘座山雕’了”。

　　哈哈哈……

　　春节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也要从政治部返回自己的连队。大家把总部慰问团赠送的毛主席像章戴在胸前，手棒《毛主席语录》，握手话别时，个个豪情万丈：“会师华盛顿，饮马大西洋。”

　　有人笑着纠正：“非也，海水安能饮马？应该是‘会师华盛顿，饮马密西比’。”

 

　　越南太原市　　1967年3月至5月

　　进入3月份，战争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三天两头地有侦察机飞来骚扰，不时有一两架美机飞来轰炸。

　　有一次，我们刚吃了午饭，一架F1O5就从我连阵地旁的山谷中超低空飞过，机舱里美机驾驶员的高鼻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来得及，用一支站岗时的冲锋枪就能将它击落。可惜刚一看见，它就溜掉了。大家都感觉得到，一场大仗很快就要打响了。

　　这段时间，防空警报不时在阵地拉响，搅得我们吃不好睡不香。一天，我们连队的炊事班说，这一阵大家都很紧张，跑警报跑得很辛苦想给大家包一顿饺子改善伙食。他们头一天就泡好了干菜、粉丝，还采集来了一些新鲜的野莱，第二天开了十几个红烧肉罐头，剁好了饺子馅，各班也都来了帮忙包饺子的。谁知大家忙活了半天，饺子刚下锅，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大家丢下了锅里的饺子就往阵地跑。等警报解除后，大家再回到炊事班，揭开盖一看，锅里的饺子都成面片汤了。

　　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影响战士们的战斗情绪，大家都憋足了劲，准备着打大仗、打硬仗。

         

　　3月10日、11日这两天，天气晴朗，能见度高，美军每天都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来轰炸太原市和我军阵地，有高空俯冲的、有低空偷袭的、有实施轰炸的、有佯攻掩护的。不大的太原市上空，美国飞机像蝗虫一样满天乱窜。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和残酷，美军仗着装备精良机群众多，狂轰滥炸。美国飞机投炸弹，一般是用5OO或1000磅的炸弹轰炸太原市的地面目标，用集束炸弹攻击我军高炮阵地。集束炸弹，俗称“子母弹”。集束炸弹从飞机投下时，是一颗带有尾翼的由两瓣合成的大母弹，中有数横隔如衣柜，内装数百枚子弹。母弹投下后在尾翼的作用下急速旋转，当母弹离地面一二百米时，高速旋转的离心力将母弹的两瓣打开，里面装着的子弹洒向阵地，子弹落地即因受撞击而爆炸。子弹比人拳稍大，内装引爆管和压缩烈性炸药，弹壁内包含着300多粒钢珠，它爆炸时的冲击波和钢珠都极具杀伤力。有一种带尾翼的子弹，状如小菠萝，俗称菠萝弹，也是一种集束炸弹。

　　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下，太原钢铁厂、发电厂、选矿厂和刘舍车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钢铁厂最高的一个烟囱，也被美国飞机发射的反雷达“百舌鸟”导弹捅了一个大窟窿。我们支队的阵地上到处落下集束炸弹，工事内外被炸得坑坑洼洼。

　　在战火中，我们长征队的同学们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

　　中国人民大学的古天阳同学在一个37炮连的班里当战士。3月11日上午1O点左右，第一批敌机从东边飞临太原市上空。一般敌机来轰炸太原市或攻击我军阵地，上午在9-10点，从东边来；下午则在4—5点，从西边来。这样，敌机是背对阳光，而我们则是面对刺眼的阳光。

　　刺耳的空袭警报拉响了，古天阳和全连战士进入阵地严阵以待。他站在六炮手位上，负责在这个方位给高炮炮盘上的五炮手递送炮弹。

　　战斗正要打响时，一位汽车司机跑上阵地来了。他给连队拉炮弹，刚把炮弹卸下搬进掩体，防空警报就拉响了。他把卡车开进竹林中隐蔽好，就跑上阵地来要求参战了。司机是正式的战士，连长叫古天阳同学让出六炮手的位子给司机。古天阳刚从六炮手位上退到坑道掩体准备往工事搬炮弹，敌机就飞临阵地上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我军万炮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机发起了攻击。这时，一颗集束炸弹呼啸而下，在他们的阵地上空打开，数百枚子母弹落在了他们阵地内外。其中一枚正好落在了六炮位的掩体旁，爆炸时的冲击波炸掉了司机的上半身，鲜血染红了半边工事。古天阳大叫着：“为战友报仇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从坑道的掩体中冲出来扑向六炮位，在司机的遗体旁，站在被烈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继续为高炮递送炮弹，与敌机进行殊死搏斗。

　　战斗结束后，连长表扬他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而且能用毛泽东思想鼓舞大家的斗志，全连战士为他请了一个三等功。

　　两天的恶战，让美军又一次领教了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我们的军人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62支队有近百人伤亡。有的班几乎全部伤亡。如6O2大队1连4班7个战士，就有1人牺牲5人负伤。二炮手身负重伤78处，坚持发射了两发6O多斤重的“1OO炮”的炮弹后壮烈牺牲；五炮手胸部和腹部被子母弹的钢珠击穿，肝脏和肺叶受伤，仍坚持战斗。6O5大队6连1班，全班8人，就有6人负伤。有的一个连队就牺牲十数名战士。

　　3月11日，在6O5大队6连的阵地上，战斗打响后，由于轰炸异常猛烈，开始还听得到炸弹的爆炸声，后来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只感到大地在颤抖，气浪一阵阵迎面扑来，战斗进行了半个小时，连长、副指导员和十几位战士英勇牺牲。

　　到6连来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队宣传股长郑若杜，也在战斗中被子母弹的钢珠击头部壮烈牺牲了。他不是这个连队的战斗人员，本来是可以不进入阵地参加战斗的，在掩体内帮搬运炮弹就行了。战斗打响后，郑股长毫无畏惧，奋不顾身主动参战。他牺牲后，支队根据他的英勇表现，给他追记了一等功。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们的战士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险境中，还不忘保护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如在3月＊日这天，支队的3名电影放映员，在前往6O2大队的途中，突遇空袭，激烈的战斗打响了，他们钻进了路旁的防空掩体。这时路边不远处一间越南合作社的房屋被炸起火，尽管天空敌机还在投弹，这3名战士却毫不犹豫地从掩体中跑出来，冲进合作社正在燃烧的房屋里去灭火，保住了合作社里的400O多公斤粮食。

　　空袭过后，越南老百姓拉着这3位战士的手不肯放开，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不停地说：“感本恩东记！感木恩东记！”400O多公斤的粮食啊！这对处于战争环境下不能正常耕种的越南人民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所以越南的老百姓对中国高炮部队都很友好，在我们连队的阵地旁，经常会有越南的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一些香蕉和甘蔗。

　　中国高炮部队敢于“刺刀见红”，与美国飞机打“肉搏战”，打“集火近战”，打歼灭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打垮了美国空军的霸气。

　　两天时间，我军击落美机18架，击伤5架，击毙、活捉美国飞行员十多名。这是约翰逊政府战争升级以来，在越南北方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62支队为此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

　　此后，美军再也不敢如此放肆地一天出动上百架的飞机来轰炸了。因为来得越多，被击落的也就越多，被打死和活捉的飞行员也越多，美国国内反战的声浪也就越高。

　　美军曾经叫嚣要出动“空中堡垒”B52来轰炸，最后也一直不敢飞来，因为它的造价太高。我们早已做好战前动员，严阵以待B52的到来。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已在气势上压倒了美军。

　　在这两天的恶战中，美军知道我军使用了用雷达操纵的高射程高炮，这已是对B52的严重威胁，假如还有埋伏着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呢？这可是离中国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一个晚上就可以从中国拉过来部署好，美国不敢再赌下去了。

　　在这两天和随后的一些较小规模的战斗 中，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感染和激励着我们，我们长征队这27个人也都有出色的表现，有一人立二等功，三人立三等功，其他的人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嘉奖和表彰。

　　立二等功的陆志坚同学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他原名陆丕石。桂林话“陆”与“绿” 音似，而“丕”与“皮”义音同，他平时好开玩笑，桂林的女生就给他取了一个浑名叫“绿皮蛋”，后来在全队叫开。

　　在4月18日下午的一场战斗中，他所在62O大队12中队6连3班的阵地受到美机攻击，美机投下的集束炸弹在他们的阵地上四处爆炸，有的落在防御工事外，有的落在工事内。

　　陆志坚在六炮手的位置，给炮盘上的六炮手递送炮弹。当他又一次弯腰到地上抱炮弹时，一枚子母弹在他身后的掩体外爆炸了。掩体有半人高，因为这时他正弯腰去抱炮弹，一粒钢珠就只从他隆起的背面由下往上穿过，未伤及骨骼和内脏器官；另外还有一粒钢珠，则从他因抱炮弹而抬起的右手肘关节穿过，骨骼受伤，鲜血渗透了他的军装和衣袖。

　　班长看到，立即向排长报告：陆志坚负伤。但是排长没有回应，排长负了重伤，已昏死过去了。班长直接向连长报告：“报告连长，三班战士陆志坚两处负伤。”连长答复：“撤下！”

　　班长要求陆志坚立即撤出阵地，但是陆志坚却坚决不撤，他对班长说：“不！我要坚持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他流着血，忍着伤痛，坚持战斗到第一轮敌机攻击结束。

　　趁着战斗的间隙，连长要派战士将伤员护送下阵地。陆志坚对连长说，现在战斗还没有结束，阵地上的每个战士都要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随时准备击退敌机的第二轮进攻。他们受伤已使连队减员，再派战士去送他们，必将减弱连队的战斗力，他坚持要求由自己将排长背下阵地。

　　听了陆志坚这番话，其他伤员也纷纷要求自己走下阵地。

　　在支队的野战医院，因一时伤员多，麻醉针不够用，他坚持要给排长先用，先给排长动手术，自己暂时简单处理，等从国内运来麻醉针时，再给他动手术。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时，他还吊着绷带，帮着照看排长。

　　战后总结评功，六连的战士都夸奖陆志坚的英勇表现，一致要求给他请二等功，得到了支队领导的批准。

　　当我们得知陆志坚的英勇事迹后，都大受鼓舞，一位清华大学的同学激动地写下了一首《七律》赠给陆志坚：“如血残阳染劲松，晚风飞舞战旗红。新兵烈火炼思想，小将沙场立战功。血洒炮盘争解放，头抛异国是英雄。红卫安南经风雨，帝修根除见老钟（老钟即钟馗）。”我们的队长也为他作了一首《七绝》：“革命造反闯万险，雄文四卷印心间。恶浪方知儿男志，热血染红地重天。”我后来也给他送了一首顺口溜：“皮蛋，皮蛋，是颗炮弹：美机撞上，保准完蛋。”

　　支队领导原以为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要到越南搞国际大串联，要给他们惹麻烦的，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受到了支队领导的好评：

　　“在整个参战过程中，他们总体表现很好，工作积极，作战勇敢。”“他们在我师援越抗美作战中，写上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一页。”——这就是袁守范支队长后来对我们的评价。

           

　　大战后，越南方面为我们庆功，给支队领导们送来慰问品。支队领导把我们召集回政治部，让我们互相交流参加战斗的体会和互相鼓励，也让我们品尝享受慰问品。

　　在政治部相聚时，我和古天阳谈起这次战斗。问他当时怕不怕？他说，这是我们入越以来的第一场恶战，满天都是敌机，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这种场面从未经历过，如果说不害怕是假的，开始时看见敌机丢下的每一颗炸弹都是朝自己的头上落下来。但是一开火打起来，横下一条心，你今天炸不死我，我就要把你打下来，就不怕了。这时候只想着要把敌机打下来。看到战友负伤和牺牲，就更是打红了眼，只想着要为战友报仇。

　　对此我是深有同感，两人谈得很投机。他把这次战后写的一首小诗《血债要用血来偿》送给我：“上炮想亲人，仇恨满胸膛。此仇不报心不甘，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也跟他谈起了我的一次遇险经历和体会。

　　我们高机连不在主阵地，任务是阻击从我连队阵地上空来低空偷袭的美机。一些在外围佯攻的敌机，如果进入我高机射程，也将受到我们的狙击。相对而言，在我连阵地上的战斗没有主阵地那么激烈和残酷，我连就主动承担起了去抢被击落的美机残骸的任务。

　　在太原市地区，不但有中国高炮部队，还有前苏联的军队，据说还有朝鲜一个高炮营，美机驾驶舱里的一些电子操控部件是很有价值的，谁都想将其据为自己的战利品，当然越南也想得到，那么谁先得到手就是谁的，所以叫“抢”。

　　一次战斗中，我们看到一架被击中的美机，拖着浓烟滚滚的长尾巴，坠落在我连阵地前方数公里外，连里要抽调战士去抢残骸，我向班长要求去执行这项任务，得到批准。

　　我们开了一辆“嘎斯”卡车出去，车上连司机共6人，由一位排长带领。因为是去抢残骸，又是顺坡往下冲，车速很快。这时空袭警报尚未解除，空中还有敌机盘旋，公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我们的卡车开上公路后，司机也没有减速。卡车开出一公里多后，刚转过一个小弯，突然看见前方路上摆放着一些锄头、铁锹等筑路工具。这些是中国工程兵在修路时，突遇空袭，来不及收拾就躲入防空洞而留下的。司机赶紧避让，因车速太快，“嘎斯”车的底盘又较轻，卡车翻到了公路边的田地里。

　　卡车没盖篷布，我们都是先被摔出车外，然后再被卡车压上来。所幸我们是被翻在一块芋头地里，我被抛在两条垄沟间，身上被压了两条架篷布的铁支架，一条压在胸上，一条压在腿上。我尝试着蠕动了一下，还好，能动得了，只是感到胸口有点痛，尚无大碍。我赶紧从两条铁支架下爬了出来，并去帮助另外3人从车底下爬出来。

　　这3个人中，有两个人也很快就爬了出来，有一个被车上放的汽油桶砸昏了，是被拖出来的。我们3人，由一人照看被砸昏的，我和另一个战士则跑到驾驶室去帮助排长和司机爬出来。排长和司机在驾驶室内，没有被摔出来，而是头朝地脚朝天地被座椅窝在驾驶室里，被破碎挡风玻璃划破的脸上满是鲜血。我们从两边使劲地把门拉开，把排长和司机拉了出来。

　　排长爬出来后，一边掏出手帕擦拭脸上的血，一边急切地询问：“有受伤的吗？有受伤的吗？”我们俩告诉他，有一个被砸昏了。他一边着急地说着：“是吗，是吗！”一边赶紧跑过去看望被砸昏的战士，并让原来在这照看的战士跑回连队去报告。

　　这时，躲在防空洞里的工程兵看见我们翻车了，也都不管还没有解除空袭警报就跑来了，还带着他们的军医。

　　在医生的抢救下，被砸昏的战士苏醒过来了。医生又询问我们哪儿受伤了，我告诉他，我的胸口有些痛。他给我检查了一下，说：“还好，骨头没受伤。”给我擦了点药和两帖膏药。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把卡车翻过来，司机坐进驾驶室试着发动了一下，还行，汽年还能开动。大家一齐使劲，把汽年推上了公路。这时，解除空袭的警报也已拉响，估计美机残骸已“花落别家”了。我们向来帮忙的工程兵表示感谢后，就调头回去了。

　　排长是个四川兵，一路走，一路说：“格老子，这回着惨了。残骸没抢到，还着伤了一个，回去要着连长骂死了！”战后讲评，连里的战士们说，应该给我报嘉奖，给跑回报告的战士报三等功。后来排长悄悄告诉我，连长可能不会上报：“残骸没抢到，还着翻了车，伤了人。还要上报请功、嘉奖，连长还怕着团长骂呢！”我说：“嘉奖不嘉奖的也没什么关系，都是同车的战友去抢残骸，中途翻了车，哪有不去抢救的？哪里还顾得天上有没有飞机！”

　　另外两位立三等功的，一位是我们长征队的队长，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被分在一个炮连里当战士，他不但在平常和战斗中表现很优秀，而且在协调我们2人与支队的关系上也做得很好。

　　一位是副队长，是桂林市的一位女中学生。她和5名女生分在支队的文艺宣传队里，她以自己的优秀表现，给这5位女生作出榜样。她们在文艺直传队吃苦耐劳，冒着受敌机攻击的生命危险，下连队为战士们演出，受到战士们与美国空中强盗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精神的鼓舞，她们战胜自我，克服各种困难，需要编导节目就去编导节目，需要跳舞就跳舞，需要唱歌就唱歌，一身兼任多种角色，宣扬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战士们的革命斗志，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她是这6名女生的出色代表，文艺宣传队为她请了三等功。

　　分到支队野战医院去的，是4位年龄较小的初中刚毕业的女生，她们的表现也很优秀。

　　这些在父母亲面前还撒娇的女孩，现在却是面对敌机随时都可能到来的轰炸，站在早春冰冷的溪水里几个小时，眼里噙着泪花，洗着带有战友血肉的绷带、床单和衣物；在帐篷内，双手各举着一个4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站在手术台前给动手术的医生照明，也是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手都僵硬得端不起碗，拿不了筷子。又如，有一位战士下腹受伤，手术后一天多无尿，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院长和医生着急了，这样下去，真会“活人让尿憋死”的，怎么办？院长说采用“听觉导尿”：他要让一位医护人员用两个大茶缸，将一茶缸中装满的水慢慢倒入另一个空茶缸，在伤员的耳边一直倒来倒去，两眼还要盯紧住下半身裸露的伤员是否排尿了。如排尿了，赶快叫医生。当时的医护人员都很忙，谁来倒水呢？院长的眼光落在了4位女生的身上。这位女生知道院长眼中的意思，个个都红了脸，不敢看院长。院长也没命令哪个来倒水，只是对她们说：“这位伤员不就是你们的大哥哥吗？能为了自己的害羞就不顾自己的亲人生命危险吗？”院长的话音刚落，一位女生抬起头来说：“院长，让我来倒水吧！”院长摸了摸她的头说：“你真是个勇敢的好孩子。”后来这位战士终于排尿了。

　　她们4人虽然没有人立功，却经常受到院长和医生的夸奖和表扬。伤员和到这来治疗的越南百姓，都特别喜欢这4位小姑娘，与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医生和伤员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小妹，年纪大的院长和医生，则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每一次空袭，院长和医生把伤员抬进防空洞里后，接着就是把她们4个硬塞进去，由他们自己堵在门口来保护伤员和她们。她们也像对待父兄一样对待院长和医生，细心地护理伤员，吃苦耐劳做好一切事情。

    

　　在紧张而亢奋的对敌斗争中，日子过得真快，一晃眼，3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3个月来，我们与战士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我们班有位东北大汉，他和我的关系特别好．平时有重活、累活、危险的活他总是抢着去干，不让我去做。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大学生，身子骨单薄，不要伤着了。虽然我不需要他的照顾，但是他对战友的这种真诚，的确使我感动。

　　我在要离开部队返校前，他把自己的家庭地址和父母的名字写给了我，对我说：“炸弹是不长眼的，如果在哪次战斗中我‘光荣’了，请你给我爸妈写封信，告诉他们我不是孬种，代我在信上喊声爸妈，他们会好受一些的。”

　　过去聊天时，他跟我说过，他家是姐弟俩，姐姐已嫁到外村。姐姐在出嫁前，一再叮嘱他要在家好好照顾爹妈。他报名参军是背着爹妈去的，后来爹妈知道他太想当兵了，也就同意了。在他离开村子去部队时，他第一次看见他爹流眼泪。他说，他对参军打仗一点也不后悔，只觉得有些对不住爹妈。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是那么平静，就和平时跟我聊天说起种地打柴的事一样。但是我的心却受到了一种震撼，我强忍住泪水，庄重地向他承诺：“我一定做到！不但在信上喊他们爸妈，我还要去当面喊他们爸妈。你如果‘光荣’了，我就是你父母亲的儿子。”

　　我们全班战士真像亲兄弟一样，转移阵地、修筑工事，都争着尽力去多干些，让战友少劳累点。在战斗中，想到的是同生死共患难，个人生死抛在一边。支队各级领导对我们的表现都非常满意，正如政治部史主任所说的：“这些大学生的优秀表现，出乎我们的意料。”

　　按总理的电报批示，我们在部队锻炼的时间是3个月。我们1月23日加入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赴越参战，4月23日就到时间了。虽然时间是到了，但是支队领导却没有要我们离队的意思，我们更没有向支队领导提出要返校。

　　就这样，不知不觉又过了十多天。

　　5月13日，我接到了连指导员传达的支队的指示：我们已圆满地完成了到部队锻炼的任务，过两天连队领导和班里要欢送我们离队。

　　陆志坚负伤已转回国内医院，还在疗伤。

　　5月15日，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连队的战友们后，我们先到政治部集中总结和休整，然后将回到支队在凭祥市的留守处，各人再从留守处返校。

　　到政治部集中后，史主任向我们传达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不管是结合进了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或是在军队里的，必须立即返回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候我才明白，怪不得这次只有我们16个男生集中，因为那10名女生都是中学生，不在中央文件规定的范围内。

　　北农机的一位同学后来告诉我们：离队前，支队一位参谋到他们连队了解情况，曾悄悄跟他说，支队领导原本想把我们全部留下，因为我们全部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又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表现都很出色，是很难得的。如果我们能留下来，以后62支队可能最多也只能争取到三五个，其他都会被沈阳军区要走。

 

　　在政治部这几天，除了学学毛选，交流总结，就是等着支队领导安排出时间来接见我们，空闲的时间很多。这时我们就在一起合计：回国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送些什么纪念品给周总理，如何向周总理汇报？

　　大家商量的结果，是送四样纪念品给总理：一、用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残骸，熔铸一个大的毛主席像章；二、也是用美机残骸，熔铸一个F105的“雷公”式美机模型；三、一枚去掉了雷管的子母弹；四、一个锯成笔简状的37炮弹壳。

　　这4样纪念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与战士们一同浴血奋战，击落敌机，子母弹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在越南战场，美军出动的有“雷公”式、“鬼怪”式等战机，但以“雷公”式为主；我军的防空炮火，有100炮、85炮、37炮和高射机枪等，但以37炮为主。因此，美机我们就以“雷公”式为代表，防空炮火以37炮为代表。

　　我们每个人也想给自己留下些纪念品。飞机残骸的铝熔点较低，我们是先把它砸碎放进空的红烧肉罐头盒内，然后放到煮饭、烧水的柴火灶里去熔化。做一个大像章，要同时用几个罐头盒来熔化残骸，很难做；如果做小的像章，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总部慰问团赠送的像章作纪念了。因此我们决定，我们的纪念品是除去毛主席像章之外的其他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最难的是给子母弹去掉雷管，因为很危险。没爆炸的子母弹在阵地周围到处都是，支队曾通报不准捡拾子母弹，因为它再受震动时，还可能爆炸。

　　我和一位清华的同学偷偷地跑到无人的野地里，捡起几枚子母弹，小心翼翼地抛向远处，然后赶紧卧倒，但它却没有爆炸。部队首长说过，有的子母弹不爆炸，是因为反战的美国工人在里边塞上一团棉花来取代了引爆的雷管，这枚子母弹里是不是正好塞了棉花才没爆炸呢？这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又试着抛了几个，而且越抛越高，越抛越远，还是没有一个爆炸。我们的胆子也就大起来了，用带来的钢挫把子母弹的钢箍挫断取下，将子母弹的两瓣打开，取出包在压缩TNT里边的雷管摔爆，一共处理了18枚，悄悄带回分给每一个人。

　　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回国了。

　　回想起几个月来与战士们并肩战斗的生死情谊，他们还留在这里继续战斗，虽然死亡每一天都在威胁着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辱使命，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浴血奋战，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啊！

　　5月19日，在临回国之前，我们怀着沉重和惜别的心情，来到我们支队的烈士陵园与牺牲的战友“告别”。

　　我们为他们长眠于异国而悲痛，又为有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战友而自豪。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土堆，墓碑就是写了名字、籍贯和部队番号的一块木牌，虽然如此简陋，但在我们的心中却是高耸入云的丰碑。

　　我们在这数十位战友的陵墓前—一肃立默哀，心里轻轻地与战友告别：你们安息吧，以后我们还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一位清华的同学代表大家给长眠在这里的战友献上了一首《七律·烈士陵园祭烈士》：“偏僻峻山乃我家，携文四卷走天涯。只希环宇同凉热，不怕敌人舞爪牙。今日雄躯搁异国，来年野草发新芽。红红绿绿铺荒野，傲看陵园开血花。”

　　我在心中默默地想：“亲爱的兄弟啊，你们生前来得及向战友嘱托，让他们代你去叫声爸妈吗？你们的爸妈正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哪！”

　　5月20日，支队领导在师部为我们举行告别会，师政委副政委和政治部的正副主任都来了。他们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和我们在一起座谈，张政委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勉励我们要把部队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带回学校里去，我们要像酵母菌一样，发挥作用。

        

　　中国广西 北京     1967年 5月至 1969年  10月

　　5月21日，我们16名男生回到了62支队在凭详市的国内留守处。10位女生留在了部队，成了令人羡慕的正式的军人。

　　在留守处只待了几天，各人领回了自己的衣物，脱下了打仗时穿的越南军装，将在越南没用完的军用代金券都换成人民币，办完了这些该办的事，我们就真正地与在一起战斗、生活，生死与共将近半年的62支队告别了。

　　虽然是依依难舍，但这时我们更思念的是父母和亲人了。

　　近半年来，我们不能把参加援越抗美的实际情况告诉父母和亲人，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在部队锻炼。

　　我们都是广西人，父母和亲人对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事是多少耳闻的，看到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在中越边境的凭详市，他们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会猜到一些。当他们追问我们在部队的具体锻炼情况时，为了保密，我们只能遮遮掩掩甚至撒谎。但是我们知道，父母和亲人肯定非常挂念我们，我们都恨不得立即飞到父母和亲人的身边。

　　离开62支队的留守处后，尽管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但我们没有一个是马上返校，16个人全部都先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去了。

　　回到父母和亲人的身边，就难免要把参加援越抗美的实情禀告了，不过说完了还得加一句：要保密，不能告诉其他人。离开部队前，首长有交代，我们回国后，也不许向任何人讲有关援越抗美之事。父母听后虽有埋怨，但也理解，看到我们没有缺胳膊断腿地回来了，当然是很高兴的。

 

　　回到北京的学校里，我们又成了一名红卫兵，重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去，尽管离曾经战斗过的北纬17度线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的魂仍亲绕在那片弥漫着硝烟的丛林中。

　　我们16个人都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想见周总理，把我们准备好的纪念品送给总理，向总理汇报我们在越南的战斗生活。可怎样才能把纪念品送给总理呢？经过商量，当时广西的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北京由周总理主持谈判，于是决定让两位队长去找我们熟悉的一方群众组织的代表，请他们把纪念品和我们想见总理的信送交总理。

　　怎么向总理表达我们的愿望？这信该怎么写呢？为此，我们可是煞费苦心了，人人绞尽脑汁，考虑如何遣词用句。

　　有的说，应该从在越南战场上，我们和部队的战士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打击美国空中强盗，要像向总理作汇报来写；有的提议，应该从感谢周总理批准我们入越参战，让我们受到了战争的考验，我们将更积极地投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写；有的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一时无法决定下来。

　　最后，我提议，总理日理万机，写给他的信应该尽量简单明了，直接说出我们的愿望。我提议这样写：敬爱的总理，在您的批准下，我们参加援越抗美已胜利归来，我们非常想见您，向您汇报。大家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就采纳了我的提议。

　　两天后，受托的代表告诉我们，纪念品和信已交给了随总理来参加主持谈判的工作人员。我们就耐心地等待着，等待总理有时间时安排接见我们，可惜我们一直都没等到周总理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