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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团宣传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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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成

作者2002年6月审稿写作    袁潮摄
诞生时就地招兵


作者2002年6月审稿写作    袁潮摄

       1947年秋天,成立一年的原高射炮大队扩编为高射炮团,主要从牡丹江附近地区抽调部队和人员,我所在的牡丹江分区独立五团一部分编入高射炮团。10月底,高炮团开始组建,团党委决定成立个特殊的战斗小分队——文艺宣传队。我和张雅彬、李俊都是原牡丹江军分区文艺宣传队的,于是便被调到团里,着手组建宣传队工作。宣传队此时只是个空架子,张雅彬任队长,李俊和我任分队长,其余就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时,宣传股长张振富把我们三人找去,要我们去当地学校征招宣传员。他提了几点要求:除有点文化还要有点文艺知识,会点乐器的;年龄不要太大的,小一点但有发展前途的也可以;除男队员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女队员;要会吹拉弹唱的,还要有能演出小节目的。根据张股长的上述指示,我们三人研究决定,先到宁安去。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宁安人,地面上比较熟,能号召起来,这兵好找一些。张队长分工,要李俊在家留守安排食宿等候迎接新战友,他带我去宁安。
  11月中旬,我俩出发先到了宁安东京城石头站中心小学。到后与校长见面,张队长介绍了我们此行来的目的是为新组建的高射炮部队征招文艺宣传队员,并讲了讲搞文艺宣传队工作的意义和我们选拔人员的条件。校长听了很支持,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学校开展文艺活动和文艺骨干的情况,并马上安排召开文艺骨干座谈会,让我们在会上进行动员选拔。
  座谈会来了有二三十人,学校负责文艺工作的教师吴松波也来了。会上,张队长除了把先前跟校长讲过的意义、条件等话重复了一遍之外,还着重讲了讲参军的好处,说我们部队是炮兵,行军不走路,坐汽车,文艺宣传队不上前线打仗,吃的穿的都很好,吃不着苦受不了累等等。当时还是担心这兵不好招,可我们这个队伍又不会让人发财升官捞个人的什么好处,所以也只能这么讲了。随后,吴老师讲话,先介绍了到会同学每个人文艺上的特点,然后号召说:“参军光荣,大家都应积极报名。我先自己报个名,参军,革命。散会后同学们回家同家长商量一下,明天开始正式报名。”有了吴老师的率先榜样作用,散会时看得出同学们都很兴奋。
  会后,下午和晚上我和张队长两人在吴老师引领下,又走访了一些学生家里,进一步宣传动员。第二天,十多个同学来报名了,我们很高兴,便按条件选拔。首先考虑吴老师,他虽然年龄大点儿,有20来岁了,但文艺素质高,能编能导还会点儿乐器,又有组织能力,行。随后又选上了祖世杰、吴惠云、关连义、吴奉琴等7名同学。吴奉琴只有12岁,有点太小,但看得出文艺上有发展,也要了。第三天,我们把大家带回牡丹江谢家沟驻地,看到李俊把房子打扫好了,大火炕也烧得挺热,迎接新队员的热情很高。于是把人交给李俊后,我和张队长又赶紧到宁安县城里中心小学继续招兵。
  在宁安,按前次办法操作,很快又找了李英杰、王桂芳、张恩成、林惠志、赵瑞生9人,这几人也都是13到16岁之间的小青年,都很有文艺才干,能写会画,能唱会演,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年龄最小的林惠志是个父母早已去世的孤儿,虽然文艺素质差点,但坚决要来当兵,说不怕吃苦受累,不怕打仗。我们也收下了他。
  转过年去,我们移防到海林镇,在牡丹江联中我们又选拔了一批青年学生入伍,有刘梅芬、孙菊芬、张凤琴、林景隆等;在海林镇选了秦淑贤、孙广林、李锐。孙广林年龄大点但他是音乐老师。李锐文艺差点也是特别愿意当兵,他是山东人,说:“我不能演出可是能干别的。”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招兵,我们宣传队已经有30多人了。这些新战友们大部分年龄较小,在当时环境艰苦的情况下,还都能够团结向上,积极克服困难,除每天开会学习以外,日常生活中劈柴烧炕、挑水扫地都争先恐后。大家一心要赶快完善队伍投入战斗。
买“马”四处寻装备
  招兵买马,宣传队人员有了,可是“武器装备”呢?当时除了宣传股有一个鼓、一副钹和一个旧二胡之外,再没别的了。没有“武器”怎么进行战斗呢?宣传股张股长找到供给处韩主任,要了3万元东北流通券(相当于建国后的30元人民币)给我们买乐器。雅彬队长要我带上懂乐器的吴松波,去牡丹江街里的破烂市看看,买些能用上的旧乐器。
  我和吴松波找到破烂市,转了半天才发现一家墙上挂着一把日本小提琴和一把很旧的二胡。当时拿下来试拉一下,声音很好,感到这下可找到好“武器”了。一问价,小提琴就要5万元。这下心里凉了,我兜里才3万,差得太多啦!那时也不会讲个价,只是拿着小提琴舍不得撒手离开。那老板看出我们真想买,就问:“你们能给多少钱?”我说:“兜里就3万元。”我又对老板说,我们是民主联军的文艺兵,要用这些乐器搞宣传、鼓舞战斗士气,没有乐器就没法宣传了。他听后闷了半天,最后说:“算啦,你们拿去吧!就当我支援前线为打反动派出点力了。”我们一听真高兴,连连表示感谢,说我们一定好好用这把提琴搞宣传,鼓励战士们多打胜仗。老板听了也很感动,见我俩拿了提琴要走,又从墙上摘下那把旧二胡递给我,说“这把二胡也送给你们吧。”花3万元买了两件乐器,拿着回到队里,同志们都说,这多亏了解放区人民对我们的支援。
  人民的支援毕竟有限,我们的大批装备还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的。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高炮一团开上了前线。张振富股长要求我们宣传队下到连队去,活跃阵地生活,也了解些创作素材。我带着芦存和李万义到了三营。9月下旬,三营营长高茂和教导员戴英文率领全营到了锦州前线,最初是在义县四方台,然后又到锦州。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三营派七连朴副指导员带几名司机几名战士进城抢运战利品。当时连队的粮食供应不足,战士们常吃不饱饭,所以他们主要是去找汽车找粮食。我也跟去了,主要是想找点宣传队用的乐器之类。到了国民党军营内,我们分头行动,有找汽车的,有找粮食的,我就直奔敌人军部大楼。进了楼上的好多房间也没找到,正要下楼忽听有敲鼓的声音,循着声音过去一看,一个房间里我们的战士正在敲鼓,地上还有一个大箱子,里面都是。我一数,好家伙,有锣鼓一整套共7件!我高兴得像看到了珍宝,急忙拢在一起。怎么拿?装箱子一个人不好扛,我就地找一条灰色毛毯把这7件一包,往后背一搭,扛了就下楼。出楼门正好看到朴副指导员也来喊人快走,我俩一起向东院跑去。在两楼之间的路上我看到有被打死的国民党军官尸体,到东院一看大家都回来了,没找到汽车,找到有不少面粉,于是大家每人扛着面袋往回跑。我扛着这一大包锣鼓家什也跟着往回跑,虽说累得够呛,可心里美极了,边跑边对朴副指导员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想得还真全面,不光飞机大炮给咱送,连乐器都送,把我们宣传队都给装备上啦!”
  紧接着全团集结,一营从长春、三营从锦州开进沈阳。我们宣传队住在南市汇丰银行北侧一座楼内,这是个外国领事馆,已经人去楼空。一天我去附近不远的团供给处办事,在军械股住的那间屋里,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小提琴、一把日本曼陀琳六弦琴,马上就问:“这是谁的?”军械股陈忠股长说:“是跑了的房东的吧?除了这些官僚资本家谁还能有这玩意儿!”我说“这琴挺好呀!”陈忠说,你们能用上你就拿走。我担心违反纪律,他说:“房东是反动官僚资本家,早吓得跑没影了,这东西丢在这,你们不用早晚也得没。你又不是私用,怕啥?”我想想也是,公家用违反啥纪律,于是办完事便把这两件乐器带回了队里。不久,我们全团又开进关内参加平津战役,此时我宣传队已是颇具规模,可称得上“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啦!
遵纪爱民“小红点”竞赛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建军初期为我军制定的革命纪律,也是我军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法宝。我参军后学会的第一支歌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底,我军秋季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马上又展开了冬季攻势。转过年,上级要我高射炮团一部分配合主力部队,参加解放四平的战斗。一天,团宣传股张股长来我宣传队召开干部会,说团领导要求我们宣传队抓紧排练一些小节目,组建一个小分队随团领导和部分机关干部到前方参加解放四平。根据这一指示,我们立即召开大会进行动员,选拔部分文艺骨干排练了几个小型歌舞节目,节目有李英杰、王桂芳、赵瑞生三人演的《三担水》,反映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王桂芳、赵瑞生、张恩成、杜维勤四人演的《杨勇立功》,反映一个落后战士转变并在战斗中立功全家光荣的故事;还有李英杰、吴奉琴二人演的《兄妹开荒》,反映解放区人民开垦荒地种粮食,支援前线打胜仗的故事。队长张雅彬和分队长李俊带二十几名宣传员留守在海林,我带领15人组成的小分队随张佩政委前往刚解放不久的郑家屯地区,准备参加解放四平战斗。
  我们到了驻地后,看到还有不少被俘的国民党军人也住在老乡家,张政委就要我们住到条件不那么好的贫雇农家里,和贫雇农们挤在一起,并强调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搞好军民关系。当时我们宣传小分队驻地比较偏僻分散,大多数是两三个人和老乡挤在一铺炕上。郑家屯是新解放区,老乡们对我民主联军还不尽了解,有的人甚至不敢和我们接触,虽然同住在一铺炕上,也不那么热情。有的房东小孩和我们说话、一起玩,大人就赶紧让小孩走开。我们小分队的宣传员也大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也不理解,说这地方的老乡没有咱们解放区的老乡可亲可敬。这种情况下,我便开会向大家传达了上级关于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指示,号召大家模范遵守纪律,用实际行动宣传我们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和军民一家人,转变老乡对我军的认识。我说,我们住在贫雇农家里,和老乡睡在一个炕头上,首先要在“爱民”二字上展开竞赛活动,要多为老乡做好事。谁给老乡做了件好事,就给谁记上一个小红点;谁违反了一次群众纪律,就给谁记上一个小黑点。在做好事过程中,要不干哑巴活儿,一定边干事边宣传,向群众讲清我们人民子弟兵的宗旨和任务。
  会后,我要求各小组根据竞赛活动的内容划出一张表格,上有每人的名字和时间、内容等,谁做了好事就在谁的名下点上一个小红点。每天早饭前为活动时间,白天排练节目、下去宣传,晚上在小组会上进行讲评,由小组长在表上划小红点。小红点的多少,就作为将来立功受奖的重要条件。
  自从开展“遵纪爱民”小红点竞赛以后,每个同志的荣誉感和上进心都被激发起来,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名下多上几个小红点,谁也不愿意被画上小黑点。每天天不亮,就有人不声不响地起来给房东担水、扫院子,动作慢一点懒一点的起来一看缸满院净,于是就想办法在头天晚上藏起扁担和扫帚好明天一早自己用。年龄最小的吴奉琴只有13岁,担不了水,连扫帚也抢不到手,就起床后帮着房东烧火做饭。在一次小组会上她见自己的小红点比别人少,还偷偷地哭了。小组长王桂芳知道后怕她情绪不好影响排练节目,和她谈心说:“你年纪小,是女孩子,不能和他们比。你能干多少干多少,只要把节目排练演好,一样争取立功。”
  小红点竞赛使大家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加自觉。不动老乡东西,对老乡态度热情说话和气,借东西还,损坏东西赔,使老乡们的态度有了转变,房东家的大人小孩都愿意和我们说话了,言谈间还把我们同国民党军队做以比较。他们说:“国民党军队在时,热炕都是他们住,我们全家挤到小北屋去住,也没见他们给谁家担过水扫过院子,他们吃用的水不仅都是我们担来的,早晨还叫我们烧好热水供他们洗脸。”还说:“有的国民党兵还偷别人家的小鸡,叫我们给他们做好了吃。”女同志小组住的那家房东老太太看到我们小同志的年龄小,睡觉怕冷都穿着棉衣,就把吴奉琴让到炕头热的地方睡;看到夜里不敢去外面解小便,就让大家在屋里用她的尿盆解手。早上大家把尿盆拿到外面去倒,老太太也不让,说你们别倒还是我来倒吧。还有的房东老乡看我们早上用冷水洗脸,他们就在做饭的锅里烧热水让我们洗脸用。可是我们谁也不敢用,林景隆说这是侵犯群众利益的事,谁用了就会被记上小黑点。二组张恩成住的那家房东老太太用炕上的炭火盆烧几个土豆给我们吃,谁也不敢吃。老太太说:“我们家穷,没啥好东西给你们吃,就烧俩土豆子给你们吃,算啥呢?”吴松波回答说:“我们就是穷人的军队,只能为人民服务,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铁的纪律,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老乡见状,十分感动,到处宣扬。有些老乡就说,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就不一样,是我们看到的好军队,是为咱穷人的军队。
小红点竞赛是我们宣传队在刚新解放区里的一段往事,这段历史证明了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政爱民活动的作用,也证明了军民团结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
           (2004年7月—2006年1月于沈阳)
作者简介:黑龙江虎林人,1927年12月生,1947年2月参军,曾任宣传队员、队长、干事、连指导员、科长、团副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2006年7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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