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辅忠

我军高射炮兵建军初期， 曾留用一名伪满军中尉排长、日本人有川茂男。他对高射炮兵组建的贡献，对中国深厚的感情，只有我这“三友”知底。因此，我有责任、有义务如实地向高一团健在的老领导、老战友做全面介绍，并建议做为建军史资料留给高一团延续部队。

何谓“三友”？有川先生是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生，而我是第三期生，虽在校期间未曾见过面，又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学友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我和他是在1946年9月初在高射炮大队偶然相遇的，他是大队部的军事教员，我开始在二队当队长，以后任作教参谋、作教副股长期间，他恰恰归我领导，亲密相处了4年，构成了战友关系；1955年他回国，直到1993年我们又重新建立了联系，自然又成为国际朋友。就是这样的“三友”，学友、战友、国际朋友。

为追求真理，誓做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告：它发动的大东亚战争，以惨败投降而告终。随着伪满洲国和伪满军解体，当时在伪军中的中国军官，一致焦急地等待国民党前来接收，报效祖国；而日本军官一致渴望如何早日返回家园。有川先生是“八一五”之前，从本溪调到沈阳准备做肉搏战以身殉国的，当听到广播日本天皇投降诏书后，又返回本溪。他在滞留期间，曾按苏联红军的指令，参加过拆卸昭和制铁株式会社的机器部件。在接近年关的时刻，我八路军先遣部队参谋长，到日本军官居住区提出要高炮军官协助建军事宜，日本军官出于形势所迫，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只好舍出五六人，有川先生就是自报奋勇者之一。这几个人，年末随八路军人员经辽阳、沈阳到抚顺，随后经伪军官学校五期生张殿臣的劝说（张后来在高一团曾任过一连连长、一营参谋），只有有川先生考虑当时确无归国的捷径，只身流窜又很危险，同意干一段看看再说。于是，他和张等同行，1946年7月才到达牡丹江市，然后去宁安接管从图们方面运来的高炮武器。待被炸的温春铁路大桥修复后，8月初才将武器运到谢家沟，接着进行清点、检修，做好组建连队的准备。

从1945年末到1946年8月高一团组建之前，这段时间他直接接触八路军的面很窄，人员也很少，但就所接触的干部和战士以及看到各地部队情况，最初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待人和蔼，没有胜者傲慢气势，就是高级干部参谋长也耐心开导；对所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容易理解，说到做到，这些和日军、伪军对比完全两样，使他内心信服，开始对部队有了好感，也就是对共产党有了好感。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他开始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反省对中国犯下的罪恶行径：自己在朦胧中做了他们的帮凶，只要是有良知的人，一旦辨明真象，都会改变过去错误的观点和作为。

有川先生思想弯子转了以后，心情越来越舒畅，工作更加积极，下决心在中国一年就好好干一年，把所学到军事科学知识全部贡献给中国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的诞生，是1946年8月在牡丹江市组建的高射炮大队，1947年春才正式命名为高射炮团。先装备一营，再三营，直到1948年末进驻沈阳以后，才将二营装备齐全，成为完整的高射炮团。这个期间全团处于边组建、边参战、边休整的状态。1949年初随第四野战大军入关以后，参加了天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保卫武汉、保卫广州、解放海南岛战役。有川先生在高一团开始创建的4年中，部队的组建和战事活动基本上都参加了，团部设在哪里，他就跟随到哪里。他的职务是团部军事教员、连级待遇。当时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吃力，直接上课传授有一定困难，团里为了发挥他的技能、调动他的积极性，大体上有两项任务给他：

一是充当武器技术顾问。每到一批武器，都由他和另一名留用的日本技师装配（该技师原本不是干这行的，所以都得经有川先生指点），从中择优，加以检修，然后再交给新组建的连队使用；部队在训练使用过程中遇到武器出现故障，连队排除不了时都由他来出面解决。

二是充当部队训练顾问。就全团而言，各营连组建先后不一，不可能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基本上各自为训，往往不规范，再加上干部都是突击培训的，对高炮技术、战术掌握不全面，大家遇到问题就请教有川先生。有川先生也没有架子，总是循循善诱，有问必答，尽最大努力用说不好的中国话，加上手势和必要的汉字充分表达出来，直至大家彻底弄清为上。他所到之处，均受欢迎。

有川先生虽然没有在第一线参与战斗，但也不时为之出谋划策。在保卫武汉期间， 敌机乘我们通讯不畅、观测能力有限，利用长江低空偷袭。75高射炮本身性能是对中高空作战，而对低空近距离近乎平射，在已有射击教材上是找不到的。有川先生在这方面做了探索，提出一套射击办法，经和我再三推敲后，在全团推广，并以我俩的名义向当时的炮兵杂志投稿，还刊登了。这一套办法，虽然在武汉未见分晓，但全团以后对付超低空袭来的敌机，有了积极的应变能力，不再为这个问题困惑了。

1950年7月，全团在广州接到抗美援朝紧急任务后，立即乘专列火车浩浩荡荡到达安东市（现丹东市），做好出国前的准备。当时，有川先生的中国国籍还没有解决，不具备出国条件，只好留在国内工作。团首长和相处4年多的战友们都深感遗憾，而有川先生完全拥护志愿军的决定，愉快地和首长、战友告别，走上了新的岗位。

有川先生返回武汉，参加防空军高炮部队，仍做干部培训工作。1952年全军高炮部队改装苏式武器，上级考虑有川先生已完成他的历史任务，决定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有川先生服从分配，从容地走上湖北省襄阳专员公署办公室做油印员工作。这项工作属机要性质， 说明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时油印文件是在钢板上刻腊纸再油印，有川先生过去没有干过，但他有勤学苦练、勇于奉献的精神，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并赢得了上级好评。

有川先生听从安排一心一意地干工作，还在中国组建了小家庭。夫人久木崎女士也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白衣天使。他俩的结合，与社会演变、共产党掌握政权有着绝对的联系。久木崎女士也是“八一五”光复后被留在人民解放军野战医院的，做护士工作。1946年8月至1947年7月高一团所在地牡丹江市谢家沟，正和她所在的医院毗邻。巧的是久木崎女士也是鹿儿岛人，长得文雅清秀、富有内涵。而有川先生虽是军人，但带个轻度近视镜，给人以文质彬彬、胸有成竹的印象。两个人在那个时候，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又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异国他乡巧遇，好似天配良缘，乡情加爱情使一对青年很快热恋在一起。随着时局进展，部队南下入关，他俩一直保持着经常联系。两人相爱，得到了双方单位领导支持，经组织批准，他俩于1951年1月在武汉市结成美好小家庭。他们的婚礼，按当时中国部队的结婚形式：举办一个小型茶话会，战友们都来欢庆一番。也是1952年1月6日，他们的女儿在湖北省襄阳问世，女儿出生就和中国结下了良缘。

有川先生转业到襄阳，夫人久木崎女士也跟随到襄阳，被分配到襄阳人民医院工作。在该院还有十多名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当时，在这些人员中掀起一股回国潮，有川夫妇自然受到这股回国潮的影响，也开始考虑回国问题。夫妻俩认为自己所学到的技术，已全部贡献出来了，中国抗战胜利后经过八年多的建设，各方面人员相继脱颖而出，即使自己走了并不影响大局。据此，他俩也和其他人一起，向单位提出回国申请。组织上当即批准，并给予协助办理回国手续。经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交涉，他们终于在1954年冬到天津集结，于1955年3月乘轮船回国，结束了在中国长达近10年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