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植桓：1959年2月8日出生，山西平定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独立学者。1976年入伍，任高炮六十二师侦察连标图班战士、班长。1981年复员为湖北省水产局干部。1991年下海经商。2006年弃商从文，开始专门研究历史和国学，并对中国文字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非凡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很多殊荣，受到了权威媒体和权威人士的高度赞赏，可堪称国学研究的奇才、专家。

 

       2008年出版《论语语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书的出版进行了报道，被“文化中国”网评选为2008年中国国学十大新闻事件。   

       2008年受冯天瑜先生邀请，参加教育部“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2009年，其作品《论语新解》获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二等奖。

       2011年，其作品《30个影响中国命运的关键词》，参评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

 

       2008年中国国学十大新闻事件 “国学野人”挑战正宗《论语》。

 

      一周声音 “你知道为什么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吗？因为至今为止，对《论语》的所有解释只解通了一半。”
　                　——自称“国学野人”的武昌商人范植桓公开挑战《论语》注释权威　

 

       中国之声 武昌商人范植桓8日公开挑战《论语》注释权威。当日，他在与武汉大学几位博士生共同发起的《论语》研讨会上口出狂言：古今所有《论语》注释错了一半，中学语文课本中《论语》注释全错。

 

       范植桓：我与孔子经历相似 孔子和我们都处在一个文明过渡的非常历史时期，孔子时代是中国向法制时代的转型期，而当今中国则处于向机治时代的转型期，“机治时代”是我的理论创新。

 

       我的论语可以进课堂 “草根”范植桓著书《论语语论》，他就是一个草根，却重新注释了《论语》，并著书《论语语论》。　

 

       千古名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广为熟知的注释是：“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到这里来，不也快乐吗？”可在自称“国学野人”的范植桓眼里，这话应解释成“那么多的人成群结队追从你的远大学识而来，这不就值得高兴吗？”

 

       教育热点 今年8月，范植桓自费出版了耗时1年半所著的《论语语论》。在该书《前言》中，范植桓自称该书颠覆了古今《论语》注释300多句(涉及到《论语》502章中的189章)，从汉代司马迁、郑玄、何晏，到宋代朱熹，及至当今诸学者的注释中，都存在全句及部分句子被误解的现象。

 

　　2008年出版《论语语论》，被文化中国评为2008年中国国学十大新闻事件：“国学野人”挑战正宗《论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播发时评。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另辟蹊径，以秦汉文章讲《论语》，打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和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拘囿，又融合了前人的思想。一方面全面系统地将《论语》的重点字词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又选出先秦和汉代以前的例句加以佐证。并且对一些常用字和关键字的用法，双关和复句的用法进行了说明。该书的成就在于它扇去了落在《论语》上的尘土，使晦蒙于《论语》之上的千年之固，一朝荡涤。使《论语》以新的面容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本语论对《论语》502章中的189章作了新译，有三百多句的注释和以前的版本不同，并且有详细的释义来阐述每句的含义，独到之处也在其章节旁以“语论新解”加以论述。该书还第一次完整地将《论语》的原文和译文之间进行了通译，解决了《论语》成书以来所谓的“衍文”和“错版”的疑问，并且作了论据详实的补缺和辨证。也摒弃了以前在《论语》的注释上，译文放不进原文，或者用附加的文字来说明的现象。该书的出现，使《论语》不再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的现象存在，为《论语》有朝一日重新成为普遍的语文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语论》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传统典籍的注释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汉代以来以“字”注释《论语》等国学典籍的现象，将被以“文字”注释所取代，一大批国学经典将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二．破译“封建”之谜

　　2009年进入国学研究的象牙之塔，研究“封建”。突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研究的难点，第一次准确地定义了“封建”的含义，推翻了一直被人称为的“封邦建国”之说，将封建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封建是指从商开始，在王朝之下建立了一级一级的政权。

　　当前的“封建”研究存在着四大问题：一是“封建”一词的词性没有确定；二是“封建”的语义没有明确的概念；三是“封建”的属性随意扩大和缩小；四是“封建”的起源没有考据。范植桓以此为突破口，以史籍为依据对“封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历史上“封建”研究的颈口，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将“封建”赋予了新的生机。

　　“封建”一词与大多由“封”字组成的语词一样，为偏正结构。

　　“封建”一词的语义是：最早地进行一层一层的分布。

　　“封建”原指“汤武革命”，后成为一种以等级分列政权的阶级制度，是谓“封建制度”。

　　殷商是“封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的“封建制度”，因为一级一级有人当政，可以说其为：君主权力下列的“封建”。这是原始的，也是完整的封建制度。秦以降，封建制度变法，有政而未封，封建阶级的阶层开始无序，时现时亡，时强时弱，反复无常，体制已不完备，相对来说是：君主权力集中的“封建”。这是过渡的，也是残缺的“封建制度”。由于清末以前的“封建制度”，始终是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当政，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君主封建”。所以我们现在习惯上称谓的“封建”在其内含上也保持了古代的“封建”义，也就是君主专政。

　　封建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政治治国的观念的形成，在过去单一的治民体制上增加了治官的体制，封建的本质是治官。“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诗经·颂·商颂·殷武》）”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

　　三．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点是“封建”

　　封建是政治的根基，也就是文化的原点，这是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原点的理论依据。中国文学的原点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能够追溯到原始宗教那里去。但是任何一种文体，它的言说的体式和惯例都是在西周或者春秋这个时代确立的。我们的词也好诗也好，论、赋也好，都是在这样一个礼乐政坛言说氛围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那些文体是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人们表达情感而产生，它是用于政治的各种场合。后来我们的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也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足以改变它的原有的那种主要的基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中国的封建与文化是同时出现在最早的有据可查的文字记载之中的，封建与文化运动是紧密相连并一同周而复始的。封建的变异，就是政体的变异；政体的变异，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异。不仅如此，中国历代的君王、历代的文豪是必议“封建”的，“封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太史”。统治者历来心系于封建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商周社会能够延续千年之久而不为人所病垢，封建永远是明主的理想王国；而让学者耿耿于怀封建的是找不到其间有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文人、大师功成名就之后在此议题上折戟沉沙。李慎之在与友人书中说道：“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汤武革命”带来的封建制度，不仅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得以世代传承，华夏文明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以完整的文字作为依据的历史记载。

　　四．创立汉语语词本义学科

　　中国的文字是有原形的，字也就有冠了定义。但是中国的语词是没有冠以定义的。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的时候，产生了语词，它基本上是对“文”的复述。所以语词也有多义性，它现在已经成为沟通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障碍，比较明显的是在语词的泛义和狭义之间游移不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范植桓研究发现，中国的语词是可以定义的，而这种定义放在任何语境下都适用。因此，在中国语文界必须创立一个新的学科：语词定义学。

　　在现实中，有些关键的词语，人们即使是耳熟能详，尔或是运用自如，也不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易之为《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里的“知”是作没有人去理会的意思。因为迄今为止，词典是不以语根来给语词定义的，比如文化、封建、卫生、艺术、历史等等，从现有的解释中，你看不到它们的原有字义，这不能不说是语词学的滞后。还有一些语词因其本身在某一方面不为人所识或没有共识，其语义已经偏离了正轨或被滥用，比如封建、阶级、自由、民主等等，使用者往往是取其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有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举“民主”一词为例，其本义是“多数人的集中体现”，而在现实中却变成“多数人中采纳”，是以出现了所谓“先民主，后集中”这样的说法，这说明民主一词的关键一面被忽略了。不仅如此，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说，运用“民主”一词的时候必须清楚，民主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当我们喊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并不要以为是理直气壮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定民主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只是说它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知道“共和”还在向我们呼唤。

　　至今为止，范植桓先生所作的词语本义探源都是随机抽取的，不可思议的是所得的定义全部是不为人所知的，其表现在我以一个词组的语根所作出来的定义，与词典中的现有定义是大相径庭的，有些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由此范植桓萌生了给汉语词语作定义的想法，因为现在汉语中字是有定义的，而词语是没有定义的。在给这些词语进行定义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词语的泛义和狭义问题，最开始总是游离其间，难以抉择，以致经常费力地解说这是泛义或这是狭义，可想而知，读者更是不明就里。当研究进行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规律，语词在文言文中的语义是泛义的，而在白话文中的语义是狭义的。有些词语是经过中日西对接，从古籍中提炼而成的。如：哲学、科学、艺术、物理、民族（秦汉以降出现）等。这种词语在近代中国的生成，实际上是文言文转向白话文、口语词的变革，有整词的用来对应，无整词的就近组合，不能组合的，加上几个固定的“表示方法”的字，可以称之为词缀组合，如：学、术、道、理。比如“民族”是就近组合，“哲学”是词缀组合。我以为这些词语在文言文中是作不定代词使用的。由于日本语中大量的古汉语西译，使一批留学日本的学者几乎在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今天离开了日语“外来词”，几乎就无法说话），推出了白话文的口语词，而突如其来的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使人对接踵而至的新语词囫囵吞枣，一直徘徊在似与不似之间，当回头再想认识他们时候，斯人已作古，斯文已作古，一些词语就无法准确地定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言文中“望文生义、以文言文”的泛义词语在今天成为了狭义的词语。而这种狭义又是词语以外的社会因素造成的，以致很少有人能将它的泛义融入到狭义之中，通俗地说就是看不到其原始的本义在词语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现在给一些词语下的定义，看不到这些词语的语根，而是游离于本质之外的模糊的语言，总是让人似懂非懂，其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它与历史说记载的词语是不符的，这就是泛义和狭义不辨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汉语词语的本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对这些“外来语”进行修辞，就会有一个符合于泛义的准确定义了，人们再看到这样的词语后，就会博古通今。白话文的产生，实现了汉语言的文言文中的词语向口语方式的转变，一些书面的词语逐步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口语中。比如我们给中国、中华、华夏定义其本义后，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运用这些近义词。中国是针对国家而言的；中华是针对民族而言的；华夏是针对文明而言的。

　　五．发明古汉语类别法

　　古人行文必须简洁明了，不然会给后续者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因此形成了“以文言文”的文言文，同样一个字，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文言文中的某一个字在具备有这种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辨别它。如“史”字是表示记，专指记录事情的经（主线）过；“建”字表示立，又专门指立于最早和均衡的分布。经过长期的实践，范植桓先生发明了一种“古汉语类别法”，它能帮助我们快速理解古汉语中某一字的类别，从而更加准确地掌握其用意。例如无、不、亡、未四个字都有否定的意思，属于近义字，但是它们在使用上又有区别，无是表示以后没有，是将来式；不是表示现在没有，是现在式；亡是表示过去没有，是过去式；未是表示以上的三者都难以确定。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一个字先分类，再分别，这样就可以理解文言文的言外之意。例如“历史”一词，“历”是规律，这是类，有别于其他规律的是，“历”是表示一个接着一个，是为不断。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历阶而上”的“历阶”就是说的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这是上台阶的规律。注意“历”字在此被译为了一步一步，如果我们将其用在“历史”一词中，那么就不伦不类了。“历史”中的“历”就是一代一代。上台阶的历史规律是一步一步的上；社会的历史规律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更迭。

　　六．提出界定汉语语词泛义和狭义的的标准

　　“白话文”是汉语语词的泛义和狭义的分水岭。“文言文”中的语词是泛义的，语词要有前提条件；“白话文”中的语词是狭义的，不需要前提条件。

　　七．将汉字还原为文字

　　公元10年左右，王莽新政，汉室江山一分为二，东西错划。一个时代的交错，必然会留下一段深刻的印记，而这一次的交点，则是“文”和“字”的交会，一路走来的刻镂之“华文”，被一种笔写之“汉字”所取代，成为文化传承中一种主要的书体格式，在华夏文明的乐章里，从此增添了一种“文字”的功（表现）力，它就像一种组合拳，既有文之形，又有字之义，合纵连横，博采众说之长，珠联璧合，“激扬文字，挥斥方遒。”

　　“文字”的出现，是语言符号的一次华丽的转身，从此“文”有形，“字”有义。“华文”的语言简化（抽象化）功能，随着“汉字”书写的方便而变得直接化，并且逐渐生成了定义（白话）。因此，文字的出现，在文章上划分出“文言”和“白话”这两大阵营，用抽象化的“华文”写作的文章即是“文言文”；用具体化的“汉字”来写作的文章就是“白话文”。如此说来，“文字”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传统的书写模式，同时在内容上也给“文形”附加了“字义”。

　　“文字”是华夏文明中特有的一套经过逻辑演变而传承下来的书写符号，是语言的载体，虽然从“文”到“字”有所变化，但是其语音和语义始终都保持原样。因此，通过“文字”的流传，人们现在仍然可以利用它回朔到遥远的年代，从“文字”中聆听那奥秘无穷的声音。

　　世间的有些事情，就是在你做了之后才觉得有些遗憾。汉字出现之后，由于书写的便利而少了“简化”成文的程序，文字中“文”的原形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字”的功能却日益彰显，人们俨然可以用“字”来组成词形，必然就忘却了自身的字形。当人们轻描淡写地将“汉字”写入纸上，记录在案的时候，或多或少地遗失了在“简化”过程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而肤浅地停留在“字”的表面，而不知道字形何在，更没有多少人能道出“文字”的文形和字义。“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唐·韩愈《读〈鹖冠子〉》）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是：文字在当今已经被人理解为单一的“汉字”，失去了“华文”的身形。“文字”的玄机可谓是荡然无存！

　　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

　　会认“字”的一定知道它有其本，本就是“文”，这就是学文的初衷。不会认“字”的，它只会用，这就叫照搬。“字”只是“文”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成为主流之后，就是这个“字”的“定义”。比如“家”字，就是对屋里面有很多人的情形的一种说法，可以理解为“居所”、“会所”、“堂屋”、“聚会”、“相见”、“对酒”等等，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居所”，因此“家”字的定义是“居所”，指闲时相聚的地方。篆刻是错划之文，书法是誊写之字，从内容上来说，字是对文的一种定义，它将文的抽象之意，定格为一种普遍的用意；从形式上来说，字是对文的一种简写，它将文的抽象符号，定格为一种普遍的字划。因此，从文字的区别上来说：文是篆刻的，字是书法的；文是主形的，字是主义的；文是表象的，字是表意的。正是因为文字的互补，才使得中国的“文字”能够续写至今，这在世界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要将“文字”进行划分，就有“华文”和“汉字”之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证明“文字”在当时已经有了这样分别。同时也证明在许慎的那个时代，人们已经不知道“字”为何解了，许慎如此才道出“字”的“文”形，“说文主形”斯之谓也。学术也表明，自东汉之后，又有多少文章可以引经据典，为我所用？岂不是“文字脱谬”当然。“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至今恐怕连“学徒”也不多见，上千位学者专家编撰的《汉语大字典》中，竟然不能“说文解字”，证明“文字” 已经成为了“汉字”“字”当然也就有名无实了，上下二千年，历史也从这里划断，以前的叫经文，后世的叫史书。“汉字”脱谬二千年至今，余有幸重复“文字”之真谛，引人观复“文字”于“甲骨”，乘桴浮于“文字”之今海，自始发端“汉字”二千年祭！

　　将“汉字”还原为“文字”中的字，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许多字的字形已经失传，字成以后却回不到它所描述的对象上来，这就叫做不“识字”。比如：“家”字还原成形之后变为了“猪舍”；“民”字还原成形之后变为了“眼睛”；“也”字还原成形之后变成了“女人的性器”。所有这些解释与我们使用的范围大相径庭。这几个字，无数的学者曾经进行过探讨，但是却不见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仅仅几个字就难倒了许多大师级的人物，更别说为所有的文字来正名了。可想而知，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有幸的是，笔者对文字具有天生的想象能力和洞察能力，对任何一个“字”，都可以还原成形，并且在“文”和“字”之间划上等号。“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文字合一，对我来说只是时间的问题，“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于我来说，文字也不过如此，可以无大过也！

　　八．开创中国独立学者元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课题费。特别是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不知这样做是因为金钱的富有还是知识的贫乏，难道拿了钱之后就会有文化成果吗？好在民间还有不为金钱而坚持独立治学的人，他们没有地位、没有工资、没有项目费、没有美其名曰的、各种旅游性质的年会等等，但是他们做出的学问确实让“举国体制”的学者们汗颜。我们应该称这些人为中国的独立学者。“封建”研究的突破，就可以为中国独立学者记元。

 

 

 

 

 

书法作品：范植桓对书法亦有很深的造诣，值得欣赏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