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受益终身的战场锤炼

打开高炮62师的网站，一篇题为《援越援老出国作战的记忆》的革命回忆录映入眼帘。作者顾文友同志是我的老站长，是我在老挝战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介绍人。他曾经带领雷达站的同志参加了抗美援越、抗美援老两次战斗，圆满完成了越南太原钢铁厂的要地防空作战及老挝战场我军工程兵五支队筑路中对空掩护作战的情报保障任务，是我军高射炮兵部队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基层指挥人才。看了他的文章，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把我的心又带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侦察连，回到了雷达二站，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老挝战场……

1968年1月，我从牡丹江市应征入伍，到丹东我军最早建立的高射炮兵部队高炮62师604团指挥连，当上了一名雷达操纵手。9月的一天，在火车站欢送坦克三师高炮团出国作战的大会上，我竟激动得把连队的大鼓敲漏了。当时我想，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上战场该有多好！庆幸的是，才时隔3天，连长就找我和河南的新兵邵培根谈话，说上级派我们到师直侦察连集中，与雷达二站一同参加出国作战。我兴奋得一宿没睡。

第二天，我们俩背着背包，挎着军用水壶和挎包，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东沟县黄土坎，一下子就投入到了由副指导员韦明庆、站长顾文友、技师李振田组成的雷达二站的怀抱。

这是一个英雄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全站24人中，只有8名是新兵，副指导员韦明庆已经是第三次出国作战了，其他15名人员全部是第二次出国作战。他们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有着过硬的思想品质，有着顽强的战斗作风。对于我们当年入伍的这八个新兵，迎接的将是崭新的考验与挑战。

我们在连队做了短暂的组织计划、思想动员、武器维护等战斗准备，于9月下旬，铁路行军到了吉林省四平市杨木林，与第62野战医院部分医护人员同时配属到坦克三师高炮团，共同完成老挝战场的要地防空作战任务。

10月17日，我们从四平出发，经过了7天的铁路输送，于23日到达云南玉溪集结待命。在那里我患了急性阑尾炎，手术后第3天就拆线出院，经杨武、元江、普洱、思茅到达西双版纳的孟腊县尚勇。在尚勇，我第一次看到了美国空军的F-4C战斗机入侵了我国领空。1969年3月8日，我们进入老挝孟寨省纳莫县班南舍雷达阵地。

从1968年9月开始，我军工程兵第五支队要完成老挝境内东、西两线全长227公里的筑路任务。高射炮兵要保证筑路部队、机械、公路、桥梁的对空安全。我们雷达站的任务是：搜索发现雷达探测范围内的空中目标，向指挥所通报空中情报，为指挥员定下正确决心提供可靠的依据。

当时，我们装备的警戒雷达是一种米波雷达，天线是引导式天线，由发射体、反射体、引向体、支杆、X架、延长杆、减速器、横梁以及铁塔组成。它的波束是由直射波、地面反射波共同叠加而成，因此对阵地反射面的范围起伏、坡度及远方遮蔽角都有严格的要求，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小顶空盲区、波瓣盲区和低空盲区，发挥雷达最好的探测性能。

我们的干部，要尽快地了解敌机的活动规律，来袭的主要方向和进攻的战术手段；要尽快地掌握地面敌特活动情况，尽快地在班南舍地区选择出符合战术技术要求、便于充分发挥雷达探测性能、便于伪装、便于构筑工事、便于机动的阵地。

我们的顾站长，是1960年考入炮兵学院的高才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带领我们在班南舍的一座山上，连续干了20多个小时，在坚硬的石土上开凿了一个长10米、宽3米、深3.5米的雷达阵地。雷达车进入后迅速进行了伪装，天线架设，水平规正，标定。排除一切险阻，艰巨地完成了一切战前准备工作。

标图班的同志，构筑了防护力较强的地下工事，并架起了50瓦电台、远方情报图板和近方情报图板。

油机班的同志，筑构了285柴油发电机工事，保证可以源源不断地向雷达车及电台输送220V50C交流电。

我们站的三位干部，在完成构筑工事的战前准备中，带头苦干。他们的政治信念，革命意志和战斗作风，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这个城市入伍的中学生，在连续20多个小时的奋战中，挥汗如雨，得到了第一次考验。

我们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老挝人民修建公路，激起了美国及老挝右派势力的恐慌。他们经常出动C-45，T-28，L-19，L-20战斗机，每月最多以500架次进行侦察和袭扰。

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敌机空袭的规模、范围和突然性空前增大，空袭的样式和手段也日益复杂。他们将从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在昼、夜及各种气象条件下向我保卫目标和高射炮兵实施突然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雷达站的战斗操作将是最复杂、最激烈和变化多端的，同时也是最艰苦的。

高炮团装备的37高炮，射击距离近、高度低，根本谈不上利用指挥仪诸元、雷达诸元和综合诸元射击，只能是直瞄射击。这样就对我们警戒雷达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迅速、准确、不间断地提供空中情报，为高炮部队提供尽可能的射击前准备时间。我们这部独生子雷达站，每天要坚持6个小时的值班开机，还要在6小时以外随时进入一等战备开机。

当时的最大困难就是热！老挝的旱季，外面40度，帐篷里45度，雷达车内50度。雷达车是封闭型车厢，两个机柜散发着巨大的热量，鼓风机、电风扇在车内循环的全是热风。在这个闷得使人喘不过气的蒸笼内，我左手操作工作种类开关，眼睛紧盯住荧光屏，右手转动刻度尺测定目标坐标，右脚控制天线转向，不停地将情况通报出去。一天下来，口干舌燥、浑身酸痛，关机回到帐篷后，光着的上身浮着一层细细的盐沫。

5月的一天，我的全身起了20多个鸽子蛋大的包，刺痒难忍。卫生员佟坤勇告诉我，这是漆树过敏，让我吃了笨海拉明之后必须立刻睡觉。我吃过药刚要躺下，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警报声，直觉告诉我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忍着困到极致却不能入睡的痛苦，我箭步冲上雷达车，紧急开机搜索目标。完成任务后，我一头扎进帐篷睡得死去活来。

在老挝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进入一级战备。我们紧张、疲惫、困乏，但我们的内心是快乐的。

    我们在老挝的伙食费，是在国内每人每天4毛5分钱的基础上再补助1毛钱。每人每天5毛5分钱的伙食，是不好计划和调剂的。炊事班的仓库里，只有一些大米、粉丝、鸡蛋粉、黄花鱼干、花生豆、猪肉罐头和成筐的红糖。由于长时间吃不上蔬菜和水果，大家的身上开始溃烂。

雨季到来的时候，吃水就又成了更大的问题。一桶河水，经过沉淀，只有薄薄的一层清水，下面80%是山里的腐烂物和黄泥。我们只能把从帐篷上接到的雨水送到伙房做饭。

身处异国他乡，战斗生活是那么的寂寞和单调，尤其当夜晚来临的时候，阵地上是如此的安静、闷热、潮湿、孤单。

我们全站只有一部上海牌半导体收音机，坚持每天晚上8点钟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能够听到祖国的声音，是莫大的幸福、安慰和鼓舞。

我们远离祖国，唯一的通讯工具是书信。由于交通的不便，一封家信往来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在黑夜的帐篷里，只有一盏煤油灯为我们照明，供我们学习和生活。

雷达天线巍然屹立！24颗红心向党！

我们的党支部带领大家学习政治，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促膝谈心。身为团支部书记的我，在阵地上出板报，搞宣传，组织赛诗会。我们还平了一块世上最简易的篮球场，利用战斗的间隙进行比赛。我们的两名司机用缝线针烧制成鱼钩，到河边钓鱼慰劳大家。李技师带领不值班的同志翻地种菜改善伙食。我们还养了一头菜牛，用以食肉。

精神振作了，伙食改善了，身体结实了，作风顽强了。

高射炮兵战斗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努力歼灭空中目标，保护军队、物体、要地的对空安全”。我们既要将主要精力用在对付空中情况上，又不能忽视复杂的地面情况。那里的地面情况相当复杂。

当时的美国扶持的老挝右派势力，不断派遣特务侦察我军情报；国民党特务、缅甸特务和泰国特务经常进行地面破坏，窃听和暗杀。上级下达的敌情通报要求我们要时刻保持革命的警惕，严格执行站岗、值班和查铺查哨制度。

老挝的旱季，烈日当头，酷暑难耐；老挝的雨季，乌云笼罩，阴雨连绵。天上敌机不断袭扰，地面特务活动频繁，周围竹林密布左右，毒蛇蚊子蚂蝗施虐。

1969年12月28日，在我参加完团政治处组织的撰写全团四好总结报告之后，从团部独自回雷达站的途中，遇到了4名当地的和尚。敌情通报中称特务经常装扮成和尚从事活动。12月份的老挝正是大雾天，在我看清楚他们的时候，已经相隔7、8米远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我立刻表现出一股大无畏的气概，右手在大衣兜里支成手枪的样子与他们瞪眼对峙了半分钟，他们其中的一个做出了撤退的手势，我站在那一动不动地目送他们消失在大雾中。之后，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了6公里，到了雷达阵地后，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口吐白沫。韦指导员狠狠地批评了我，批评我单独归队，不带武器，不通知单位接应！

在老挝，还有一些敌视我们的不明国籍的小股部队。有一天，我放火把他们的竹房烧为灰烬！

老挝的雨季，衣服是不能洗的，一是没有水，二是洗了之后干不了，身上的湿衣服只能靠体温烘干。

老挝的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等毒蛇不计其数，遍地可见。7月的一天，我和潘耀刚一起数蛇，树上的蛇竟有170多条！一天在去菜地浇水的途中，我还亲手打死了一条金环蛇，丁班长说你胆子真大，它一口能要了你的命。

老挝的旱蚂蝗，遍地都是。人站在那里，蚂蝗闻到汗味儿，就会从四面八方蠕动过来。爬到身上是没有感觉的，被咬过之后就会血流不止，贴上3层胶布都会渗出血来。我腿上被旱蚂蝗咬过的地方，至今还留有印记，每逢阴雨天，就会刺痒钻心。

老挝的蚊子，像小飞机一样到处狂轰滥炸，被它们吸过血之后，会一直向外流黄水。我的脸有20多处当时留下的“纪念”。

老挝那儿小到红蚂蚁、毛毛虫、长蜈蚣、毒蜘蛛、大马蜂，大到山豹子经常出没，给我们这些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北方部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一天晚上八点半在标图班天天听之后，不小心摸到一只大毛毛虫，扎到右手心二十多根硬毛根一直到化脓后才和黄水一同流出。

环境是复杂的，但是我们的党支部带领着我们，我们的干部指挥着我们，我们的老兵搀扶着我们。

我们乐观向上，我们勇敢坚强！

    （四）疾病折磨：四大病魔摧不垮我们的革命意志

在老挝，有疟疾、痢疾、恙虫、勾端螺旋体四大疾病。我们雷达站24人，有12人生过病住过院，我更是未能幸免。

在患急性痢疾住院的第二天，我听见隔壁帐篷里，我们班另外一名1号操纵手赵志军喊我，原来他昨天夜里突然患了疟疾发烧住院。这下子我可着了急！在每天最多上32次厕所的情况下，我要求立即出院。就这样，带了大量的合霉素，回到了雷达站坚持上机操作。

我们的顾站长，也得了痢疾住了院，因作战任务繁重，不等痊愈就出院归队，当我们再见到他时，人已经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我们的韦指导员，被毒虫咬了，面部肿的眼睛睁不开。可还坚持在油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坚持做大家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查铺查哨。

李振田技师，维修保养雷达一丝不苟，还为大家改善伙食。

我们蹲山头，守阵地，喝雨水，住帐篷。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我们的党支部是战场上的灵魂，战斗中的骨干，精神上的依托，生活中的靠山。他们既是领导，又是兄长和朋友。在胆怯的时候，他们给我勇气；在困难的时候，他们给我力量；在懦弱的时候，他们给我坚强！他们拉着我的手，把我领上了一条健康成长的道路。我技术过硬了，思想成熟了，身体结实了，意志坚定了。

1969年12月20日，在我刚满18岁的时候，由顾文友站长、丁学才班长介绍，在阵地上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0年2月，我们在坦克三师高炮团圆满地完成了长达3个年头的援老抗美作战任务，回到了思念的祖国，回到了连队。之后的几年，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一次又一次的摔打与磨炼，使我一次再一次地成长、坚强、自信与成熟，并且在实践中建功立业，书写了美好的人生。

回国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赶上了大部队从丹东向抚顺换防的任务。我们这支战场上回来的小分队，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一列列火车运来的大批物资，包括：桌柜、炮弹、木材、钉子、粮食、水泥等，由我们负责从火车上卸下装到卡车上。100斤一袋的水泥，一只胳膊夹起来飞跑着装卸。一天下来，累得连回营房的汽车都爬不上去了。我们装卸的物资无法统计。

1970年4月，我们又接到了赴辽宁熊岳完成全师高炮实弹射击的空情保障任务。大家继续发扬战场上的优良作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当时我已是操纵班长了，演习场上，又一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演习结束后，我们挥师北上，到沈阳苏家屯完成插秧任务。当时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提出“不插六月秧”的口号。5月的东北，稻田地里的水冰冷刺骨，光着的腿上岸后，遇到冷风就裂成道道口子，密密麻麻，一蹲下整个腿都往外渗血。顶着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在顾文友副连长的带领下，又一次高质量地完成了插秧任务。

1970年9月1日，我被上级任命为雷达二站站长，带领全站同志到抚顺瓦厂为军区前指生产水泥瓦。我被列为头号手工做瓦能手，以每天600块的速度向连队报捷。

同年10月，我们在顾文友副连长的带领下，在辽宁省昌图县老城党校的雷达阵地上，又一次完成了全师指挥员作战指挥集训的空情保障任务。顾文友同志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和平年代，就这样为我传帮带，把我扶上马，又送了远远的一程。

1970年11月，毛主席在一份部队军事训练的报告上作了“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的11·24批示。之后大规模的徒步野营拉练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次冬季寒区的徒步拉练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战场上21名战士的轻武器落到了10名战士的肩上。我们侦察连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在英雄连长刘树山，指导员郭景发，副连长曾文庆，副指导员张洪甫的带领下，豪情满怀，不畏艰苦，一路高歌，勇往直前！

当时我除了要肩负背包、皮大衣、手枪自己的装备外，还要再负2支冲锋枪，2副子弹袋。早上离开群众家里要做到“缸满院子净”；晚上返回驻地要睡老百姓家的凉炕。

有一次夜晚，我们白天行走了70里路，吃完晚饭还要连夜返回。我在队伍中前后穿梭作宣传鼓劲工作。突然大头鞋带断了，一只鞋不跟脚，眼瞅着跟不上急行军的脚步了。刘连长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鞋带断了。他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系上后立即跟上队伍。我系好鞋带站起身，突然眼前一黑，连人带枪和背包翻到了路边的沟里。当时我是人事不省，后来听说是后面掉队的侦察排长蒋宝绪、气象站老兵孙镇江发现了我，拦下了师里的张政委、政治部胡副主任乘坐的一辆喀尔巴千卡车，把我弄回了连队。要不是他们，恐怕我就冻死在路边的深沟里了。

12月27日，我们从大甸子出发向李千户返回。刚起步就是一路跑步行进。当时我戴着一块上海牌半钢防震手表，时间过了1小时40分钟，跑了有7、8公里了，大家都累的气喘吁吁。这时接到命令要求中途停下，特务连长出身的管理科雷副科长给大家讲话。“我们已经走了1个小时，走了8华里。按照急行军强行军的速度，每小时要走14华里。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不会急行军强行军的部队，搞几次急行军强行军就会了！不会打大仗打恶仗的部队，打几次大仗恶仗也就会了！下面继续前进！行军的顺序81（分队）、82（分队）、83…出发！！”。有些战士，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当时我想：都跑了快两个小时了，怎么才8华里？这误差也太大啦。

    我们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汗水湿透了棉衣，到达目的地后半夜还不能进村打扰百姓，只能在牛棚里过夜。湿透的棉衣冻成了冰壳，凝固的寒冷刻骨铭心。

我们没有变成老爷兵。我们发扬了老前辈的光荣传统，走一路红一线，驻一地红一片，无论多么艰难和险阻，我们“谈笑凯歌还”！

1971年3月，我们在盖县的正黄旗、1973年我们在大连营城子靶场、在东沟县前光头山，一次又一次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空情保障任务。当时的师参谋长殷云彩发来电报：“你们完成任务很好。”

我们在连首长的带领下，运石头，垒猪圈，打地基，盖房子，掏厕所，种菜地，还学会了砌火炕。侦察连成了标兵连队，提拔干部的数量超过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

1971年4月25日，我第一次探亲回到了思念的家乡，回到了久别的父母身边 。在家逗留的18天里，我以雷达站长及党支部委员的身份，到宁安、东京城、果树场、镜泊湖、大荒地走访了20多个战友的家庭。他们是：雷达一站的李忠孝、白友林、肖全福、王学利；雷达二站的刘同玉、杜福运；气象站的蔡洪福、张明、闫忠玉、程国军、张训清；侦察排的裴明奎、徐世范、张维忠；司机班的李国信、孟庆辉、尚树森、赵忠胜；炊事班的尚清群，还有雷达修理站的郧大林、王明礼等，给他们的父母带去了连队的问候和组织的关怀。

时光荏苒，1975年2月，我作为一名战斗骨干，带着首长的嘱托，带着支部的期望，来到总参直属的炮兵学院学习深造。毕业后留院分配到高炮技术教研室任雷达教员。带着在侦察连吸足的营养，我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部队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刻苦钻研，为高炮系、政治系、参谋系授课8年，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教员。

1983年11月，我被调到了电化教学中心。在任主任的15年间，我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把单位建设成了先进教研室，先进党支部，学雷锋先进集体。

1987年元月，准备国庆40周年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检阅的120自行反坦克炮和122四十管自行火箭炮，要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地区进行零下40度的寒区各种道路的行驶试验。为了御寒，我们给摄像机穿上了棉衣，把录像机放到了两侧排满烧炭手炉的箱子中，人也穿上绒衣绒裤，外加棉衣棉裤，还有皮大衣。就这样，我们在大草原上奔跑了两个月，战胜了令人生畏的白毛风，战胜了极度严寒，采集到了各种道路行驶的数据，把摄像资料全部准确地交给了炮兵技术装备研究所，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的右手大拇指也在这次试验中受到了严重的冻伤。

1990年9月，学院在宣化靶场进行高炮实弹演习。由于多日的劳累，我昏倒在762高地上。当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医院的急救室里。

2002年7月，我在山东蓬莱参加“渡海登岛作战防空兵分队行动”的演习，每天奔波在码头和舰船上，经常喝不上水，吃不上饭，还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起重机大架子上摄像，连续九天早上五点出发晚上九点返回。

2002年11月，参加在广东湛江进行的高炮火控网试验中，几百人住在一起，几十人住一间屋子，十几个水龙头，7个厕所蹲坑。我第一次见到了有几千只苍蝇落满的饭菜。

2005年，为落实军委对某地作战要“摸清底数，评估能力，创新理论，探索战法”的指示精神，总部于6月29日-9月28日，在内蒙古、广西、广东某地区组织部分炮兵、防空兵、装甲兵、工程兵、陆军航空兵以及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部队、有关院校、科研机构进行的作战效能检验。总部机关将该项重大演习中炮兵、防空兵、装甲兵、工程兵、陆军航空兵的摄像任务交给我负责完成。

受领任务后，我携带了7套摄像机、三角架和上百盘录像带，带领另外2名同志前往内蒙古、广西、广东等地参加演习，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留下了全部珍贵镜头和为中央政治局及军委首长汇报提供了可靠的作战效能检验资料，在为三位军委副主席和全体与会代表的汇报，以及后期为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汇报中，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和绝大部分的录像资料。

自己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演习场，连续多日奔波在戈壁滩大沙漠上；在广西期间，气温高达46度，不顾身体多处溃烂，连续20多天坚持野外作业。自己坚持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

在拍摄永备工事、碉堡、坦克、汽车、火箭、导弹、飞机等目标中弹的镜头时，自己距离炸点最近。

在某远程火箭炮实弹射击中，不顾每发炮弹散落的625发子母弹中有5%的哑弹危险，对毁伤后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细致的拍摄。

在130加农炮火力急袭的50分钟中，好多炮手耳膜震得流血，自己却在炮阵地上连续拍摄两个小时。

在广西，两次152加榴炮射击的间隙，只有十几分钟，汽车开不到目标区，自己就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机和三角架，火速冲到爆炸区抢拍。

3个月的演习，自己跑烂了两双胶鞋。

在广东，多次登上某岛，不顾毒蛇袭击，将岛上模拟海港、码头、机场、发电厂、雷达站等全部目标进行逐一拍摄；制作多媒体课件中，连续5天5夜没合眼；在从内蒙古向广西演习场的转移中，上下火车要肩负100多斤重的器材。

自己讲政治、讲团结，顾大局、守纪律，工作中的贡献深受总部机关、第31、41集团军首长的高度赞扬，总部机关向我院发函，为我请功。

组织的培养，战场的锻造，使我受益终身。在院校的35年间，我曾多次立功，17次被评为优秀教员。在建党70周年和80周年等大型政治活动中，曾8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党支部书记。1992年，还以1%的名额提前晋级。2002年，荣获首届军队育才奖银奖。2007年享受全军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2008年获烛光奖。

我参加编导、摄像、编辑电教教材300多部，其中80多部在全军、总参、军训和兵种部、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及学院获奖。

我参加制作的专题片《炮兵城之歌》、《战争之神摇篮曲》、《士兵之路》、《塞上，那片绿荫》、《光环采风录》、《延安行》、《选择》等13部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军事纵横》、《兵林史话》、《中国军校》、《神州风采》、《历史上的今天》等栏目中播出。

我编导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炮兵知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教材，由总政治部、总参谋部、解放军音像出版社向全军发行。

我多次参加了在河南登封进行的“炮火准备  开辟通路”，内蒙太仆寺旗进行的“8910工程寒区行驶试验”，内蒙锡林郭勒盟进行的“273火箭炮”试验，山东蓬莱进行的“渡海登岛作战防空兵分队行动”，广东湛江进行的“高炮火控网”试验，北京官厅地区进行的全军性重大演习及试验。

我还参加制作了全年“九五”期间重点教材《渡海登岛作战防空兵分队行动》，“十五“期间重点教材《未来作战炮兵的地位和作用》，还参加制作了10部全年统编教材，为全军炮兵、防空兵的教学做出了贡献。

我亲笔撰写的《论21世纪电教人才结构模式》、《论我国与发达国家教育技术发展战略比较》、《关于教育技术推进军事训练跨越式发展的思考》、《论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对我们的启示》等60多篇论文，在全国、全军、总参、北京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获奖并在多种刊物上刊登。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我们回忆的，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那份兄弟般的战斗情谊，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份英勇善战的顽强作风和那种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今天，我们再也不是“五十零两块，老婆孩子不让带，两头都要钱，月月都欠债的2352不长”年代；

我们的高炮，再也不是单管37炮、警-13雷达的年代，而建成了一支强大的防空兵兵种；

我们的人才培养已经从经验型、知识型向智能型转化；

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

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

敬爱的老首长：韦明庆、刘树山、郭景发、曾文庆、张洪甫、顾文友、李千红、李振田，你们在哪里？

亲爱的老战友：丁学才、胡照发、王汉忠、朱明义、姚玉、李春路、贾延标、高传金、孟庆芳、佟坤勇、李作宪、吴铁石、赵志军、邵培根、潘耀刚、樊照全、张京科、张文，你们在哪里？

衷心地祝愿你们快乐、健康、长寿！

侦察连、雷达二站培育了我的钢铁意志，锻造了我的钢筋铁骨，培养了我的战斗作风，为我安插上了高飞的翅膀。我要以百倍的努力为你讴歌啊！

 

 

 

                                           二〇一〇年六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杨家敏，1951年出生，1968年1月入伍，炮兵指挥学院教授，技术4级，文职3级。曾任高炮62师侦察连雷达二站站长，全军、总参优秀电教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参兵种部优秀电教教材评委会主任，总参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炮兵指挥学院电教中心主任，教育技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