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犹如一条河，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有时波涛起伏，有时风平浪静。那充满激情、充满爱意、充满友情的日子啊，就像当年悄悄流过的河水一样，时不时的又在我的脑海里流过。

 我们是1967年元月23日出友谊关的，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在次日早上四点多到达目的地。从那天开始，我们经历了8个多月的战地生活。在过了三十几年后的现在，我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情景，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是几个简单的小故事。

                                 搭帐篷

    经过几天简短的集训后，我们5个女兵（确切的说是5个红卫兵）被分到了战地医疗队。这支医疗队是由沈阳军区第一二一野战医院抽调出来的，由邱院长带队，都是些经验丰富的医生、护士们，还有一批刚从护士学校毕业的男、女学生。而我们几个，则是连最基本的救护知识都没有学过的中学生，别说救护伤员，就连医院的大门我们都很少进去过。

    医疗队第一次是驻扎在太原交通学校，空气清新，环境优静。环境虽然好，但是房子太少，不够医疗队使用，于是，在一片高矮不齐的灌木、竹林中，辟出一片片平地，搭起一座座帐篷，作为伤、病员医护人员的临时住所。重伤员们在这里经过紧急的处理，待伤情稳定后再送回国内治疗，轻伤员则留在这里治疗，康复后就回连队去。

    到达医疗队后，第一天的任务是给我们自己搭一座帐篷。真新鲜，我们还从来没有住过帐篷呢，更不用说要自己动手搭了。老兵们给我们找好了一片不太陡的山坡地，教我们先把地平整好。

    这是一片杂草丛生，灌木成林的山坡地。因为政策规定，入越的部队不许乱砍伐越方直径在10公分以上的树木，所以帐篷地一般都选在没有大树的地方。所以我们不用砍树，只把杂草、灌木清理干净就行。我们挥舞着砍刀、铲子等工具就干了起来。我们砍的砍，铲的铲，兴头大极了。虽然是在冬天，可越南的冬天并不十分冷，干了一阵，我们都冒汗了，于是嫌穿着鞋袜不得劲，两脚一踢，把鞋袜扔到一边，光着脚丫子干了起来。

    医疗队在国内的驻地是辽宁省丹东市，多数干部、战士都是东北人。按照东北人的习惯，女人不能光着脚丫见男人，女人洗脚，就得避着男人。现在看到我们光着脚，他们都偷偷笑着走开了。我们不懂北方人的规矩，所示并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照样光着脚丫欢快的干着。

    我们虽然是城市里的姑娘，好在原来在学校里都参加过一些劳动，因此对平整帐篷地之类的活还能对付。我们一边砍一边铲，一边清理着杂草、石块，陈惠荣还扯起嗓子唱起了山歌：“红旗满山哎……”。不知不觉到了开饭的时间，听到炊事班长在喊：“开饭隆……！”才发觉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于是赶紧扔下工具跑去打饭。我们五个人跟男同志一样，端着一盆菜，一盆扳，找了个平坦点的地方，就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一盆饭就没了，可人还没饱呢，于是我拿着饭盆到炊事班添饭，炊事班长见了，先是一楞，随后一瞪眼：“好家伙，人

家十来个男兵一盆饭还没吃了，你们五个女兵就把一盆饭扫光了，佩服！佩服！”随后又给我们添了一盆饭，我可不管他见怪不见怪的，端起饭就走。饭后，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就又干了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斗，终于把地平整好了。这时，老兵们过来指导我们撑起帐篷，扎好绳子，然后教我们沿着帐篷边挖开一条排水沟，不然一下雨，水就会漫进帐篷里。接着又教我们支床板。我们砍来带丫权的树干，一头削尖，四根一组，打进帐篷里的地上，支起床板。当五张床都撑好后，宁如兰就急不可待地往床上一坐，只听哗啦一声，床垮了，宁如兰摔了一个四脚朝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原来是撑床板的树权没埋结实，倒了。老兵们本来己教我们把树权埋下后要踩结实了，不知是我们力气小，还是根本没踩结实，结果就出洋相了。于是返工，重新又把五张床的树权全部踩结实了。终于，当晚我们就在自己搭的帐篷里做美梦了。

 

                         第一次下病房

    今天是第一次下病房，心里可高兴了。因为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护理那些在前方负了伤、流了血的可爱的战士们了。一到病房，碰上一个战士要喝水，我赶紧去倒了一杯水给他，看着他美美地喝下去广心里乐滋滋的，接着又去看望别的伤员。没想到医生来了一检查，听说给那个战士喝了水，这下可不得了，因为这个战士伤势不明，还没仔细检查呢，如果是肠道受伤，喝了水就会危及生命。于是，我被医生好一顿刺，批评我：“胡来，你怎么不遵医瞩，出了事怎么办，这可是要命的呀！”听着医生的批评，我心里觉得挺委屈的。心想，读书的时候虽然也进过几次医院，可谁知道医院还有那么多规矩呀？什么医嘱呀，检查呀，唉，真是好心无好报，还挨了一顿批。而且，我们这不才第一视病房么，下来也没个老师带着，人家打铁的还得学三年呢，我们不就下病房前训了那么几个小时话么，这不，下来一忙乎，就记住了那条，而忘了这条，况且又不是故意的。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着，嘴上可不敢说，因为这委屈比起战士那年轻的生命来，就实在算不上一条免克的理由了。试想，就因为我的一点过失，而牺牲一条年轻的生命，那我这一辈子还能安宁么？一边想着，一边提心吊胆的等着伤员的检查结果。后来有人告诉我，没事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肠道好好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好在吃一堑，长一智，不会就学嘛。再想想，按我们的水平，就是连个护理员的资格也够不上的，现在又是在战场上，谁有那么多工夫慢慢地教你呀？还不赶紧自己学着干，那我们到越南来干啥啦？心里这么想着，那委屈也就消了。后来嘛，当然也没再出现过类似的事故了。没过多久，我们还真成了一名像模像样的护理员了。

                                     洗敷料

    医疗队的人手不多，有时伤员一多，人手就更不够用了，因此，有些小事自然就落在了我们五个女兵的身上。记得到医疗队后，我们第一次去洗敷料和伤病员的衣服的场景，那真是令我们终身难忘。

    因为到医疗队不久，别的活干不来，就去洗敷料吧，我们先到病房搜集了一堆伤病员换下来的衣物、纱布、绷带等，最后搜到手术室。金德义班长老远看见我们来了，就把一盆手术台上用过的敷料给藏了起来，并用其他东西盖好，但还是被我们东翻西找地发现了，兴致勃勃地拿到了河边洗了起来。

    可是，当我们打开一条条绷带和纱布，看见一团团血水、一块块碎肉、一节节肠子的时候，大家都楞住了，宁如兰（红飚）严琪忍不住就恶心起来，叫着：“不行了，我要吐了！”宁如兰在家是个独生女，而我们虽说不那么娇气，但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平时见到别人弄破皮出了血都害怕，现在见到这么多渗透了血的绷带、肠子，紧张得手都发抖，心里直发毛，下不了手去洗这些东西。正无计可施时，只听陈惠荣（长征）又扯起她的大嗓门儿唱起了山歌“红旗满山哎，鲜花遍地开，人人都说红军好，姐妹们送鞋来……”在她的歌声中，大家的注意力被分散开了，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我说：“不洗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连这点小事都做不来吗？我们可不是到越南来吃干饭的。这样吧，我们先就把绷带跟纱布一条条在水里漂一下，让那些东西冲走了再洗，这样可能会好些。”于是大家就照这个办法，还真把几盆敷料都洗干净了。这时我才想起金班长为什么把这盆敷料藏起来不让我们洗，原来是怕我们害怕。东西都洗完后，我们捶着酸痛的腰，看着这条被血水染红的小河，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我们，终于挺过了这第一次考验。后来，每天一盆盆的绷带、纱布、一件件伤病员换下的带血的衣服甚至裤衩，都经我们一点点的洗干净、晾干、叠好，重新送到伤病员的手上。每到这时，伤病员们都会翘起拇指用越语说：“感姆恩东基（谢谢）！”

                                      搬家

    我还记得，医疗队入越后一共搬了六次家。

    头几次安家，选择的地址只注意到离水近，有树林的小坡边，没注意到防空。因为每次空袭后，大车、小车的往医疗队运送伤员，目标很大，极易引起美军侦察员的注意而遭到轰炸。最后，医疗队的首长们找到了一座又高又陡峭的石山脚下，名叫庙洞山，离太原至同登之间的1B号公路不远，才把家安下一直住到了回国。

    每次搬家，医疗队的男兵们自然比我们更辛苦。因为除了笨重的医疗器械外，还要搬运重伤员。驻地都是人迹罕至、林深草密的荒山坡，即无路可走，又高低不平，又有一些小溪，水不太深，也不太宽，但水很凉，无法趟水过去。平坦的桥是自然没有的啰，只靠我们砍一两根树木搭在两岸就成了桥。我们抬着东西一次又一次的小心翼翼的走过这“桥”。一次，我和严琪抬着一块床板过桥，严琪在前，我在后，严琪是个近视眼，看不大清楚路，我被床板挡住，自然什么也看不见，两个人都摸索着往前走。突然，严琪脚下一滑，咕咚一声就掉到了河里，于是，我也被拽下了河，床板嘛，自然也掉进了河里。两个人慌慌张张的从水里爬起来，互相一瞧，都成了落汤鸡。这时，只听岸上有人唱起了乌苏里船歌：“我掉到河里啦……”，严琪恼羞成怒忿忿地说：“唱吧！唱吧！叫你们也掉到河里去！”于是，两人抬起被水浸湿的床板走上岸，我边走边哝严琪：“托你的福，今晚只好睡湿床板了。”

    到了新驻地，医疗队一边安家，一边开山洞，因为这座山原来就有个洞，但是必须把它开大些，整理得好一点，以便把手术室和部分重伤员安置到山洞里。我们也跟其他战士们一起，抬的抬、搬的搬，把炸下来的石头一块块搬出洞外，并用它们把洞口附近的路填平了。除了搬石块，我们还跟其他战友一起，学越南人的样，自己编竹屋住。越南太原附近的山坡上有个特点，就是竹子多，但这些竹子不是我们桂林人用来扎竹排那种碗口粗的桶竹，而是杯口大的竹子，这种竹子竹节长，皮薄，放在地上一踩就裂开了。我们砍来一根根竹子，放在地上踩扁了，然后破开来，把尖尖的竹节削掉，再踩平了，将它们一片片编成人字形的竹蔑板壁，四边用两片竹子夹住，用竹绳扎紧，然后在平整好的地上，按屋子的大小挖几个坑，埋上作屋柱用的树木，把一张张大小不一的竹墙，捆扎在屋柱上，围成四个面，并且预留出门和窗子，屋顶用树皮和茅草盖好。于是，一间间通风透气、宽敞明亮的竹篱笆屋子就盖好了。别说，住在里面还真舒适呢！

                                          护理

    最后一次安好家后，遗憾的是离河远了。新驻地的一边是陡峭的高山，离山脚不远是一条干涸的河道，河道只在雨季时才聚满了浑浊的泥浆水。我们的竹屋就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脚一溜排开，走在干涸的河道里，时不时的可以碰上蛇、会飞的蚂蝗和奇形怪状的青蛙、小虫等。而我们吃的、用的水就得用车从很远的河里（叫什么名字记不住了）拉回来。而这拉水的活就成了我和严琪的一项主要工作。

    早上，我们得比其他人起得早一点，将伤病员早上洗脸漱口用的水，一桶桶提到病房，一盆盆的打好放在床边，同时，还得帮重伤员洗脸、擦身子、倒屎、倒尿。接下来，是到厨房打早点，早上经常是馒头、稀粥或者是牛奶、油条。有一次，下了几天的雨，身高只有1米52，体重才70多斤，人称“小班长”的我，提着两桶稀粥，顺着滑溜溜的羊肠小道，将粥送到各个病房。圆圆的铁桶原本就有些重量，加上装了大半桶粥，提起这两只离地面只有几公分的桶，力不从心的我摇摇晃晃地走在一个上坡处，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稀粥泼了一头一身，我顿时伤心的哭了起来。恰好被护校来的李继先看见，赶忙将我扶起，提起两只桶，重新装好稀粥并帮我送到病房。

    开完早餐，将所有餐具收拾完了，我们才有机会吃早餐。而这个时间，也就是9点左右，往往就是美国佬的飞机出动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常常端着一碗稀粥或者是牛奶，拿上两根油条，爬到附近的山坡上，选个隐蔽点的地方坐下来，好边吃边看打仗了。一般来说，只要天气晴朗，美国佬的轰炸机群就会出动。有时几架，有时几十架，按着他们选好的路线去轰炸他们的目标。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几十架飞机在无数的炮火中乱窜，跟无头苍蝇似的。有的被炮火击中空中开花，有的冒着黑烟，拖着长长的尾巴，栽到地面上，爆炸起火。在我军高炮的强大炮火下，美机往往把炸弹随便一扔，就逃了回去。我们有时看得过瘾，就手舞足蹈的连声叫“打得好！打得好！”而仗打完以后，往往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因为会送来一些伤员，我们得帮着照顾他们，给他们送水送饭，换下带血的衣服。忙完这些后，如果还有空闲，我们几个就排练一些小节目，到病房给伤员们唱唱歌，表演一些对口词等节目，给他们解解闷。虽然我们的破嗓子唱得不好，有时还簧腔走调，但伤员们还是有滋有味的听着，笑着，整个病房里一片欢乐。跟伤员们混熟了后，他们总是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常常将自己的衣物藏起来，不让我们拿去洗，而且常常跟我们聊天，讲故事。记得有个河南籍的战士，第一次打仗就挂了花，他跟我们说：“真窝囊，才第一次上阵就下来了，不值，真窝囊。”由于他讲话老爱讲“真窝囊”，我们就叫他“窝囊”。伤好后，他要回连队了，还跟我们要照片，要通讯地址，说以后回国了，我们可以到他家做客，他一定好好招待我们。

    在越南的八个月，我们从不会到会，基本上学会了对轻、重伤员的不同的护理方法，与伤病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与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她）们常常像关心小妹妹一样关心我们，教我们学习业务，教我们该如何护理伤员。我们南方人爱洗澡，夏天的晚上不顾医院的禁令，偷偷的跑到河里去洗澡，而他们则不声不响的远远的为我们放哨。而邱院长更是把我们当成了他的女儿，有些什么好吃的总给我们留着，碰上越南人带着水果呀、糖呀的什么东西来慰问，他总是留下一堆，等我们去吃。2000年9月，我们到沈阳去看望他，82岁高龄的他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走来走去折腾了一晚上，第二天说要请我们吃饭，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便婉言谢绝了。

                               夜战

    白天，我们劳累了一天，晚上自然睡得很香甜，可是该死的美国佬不甘心白天的失利，乘着夜色跑来偷袭。3月25日晚，在晴朗的夜空下，星星在眨着眼睛，四周一片宁静，连林子里的小鸟都进人了梦乡。突然，一阵急促的防空钟声响起，惊飞了林中熟睡的小鸟，我们也从梦中惊醒，迅速跑出小屋。只见班长跑来传达邱院长的指示，今晚敌机来者不善，似乎是冲着我们来的，要大家迅速把伤病员转移到山洞里。我们冲到病房，帮助轻伤员走出病房，几个重伤员不能走，我和严琪找来担架，抬起一位重伤员就走。天很黑，路又滑，我们高一脚，低一脚的向前摸去，当走到一片坡地时，我脚下一滑，就跪在了地上，伤员差点被翻下了担架。这时，只听得头顶上敌机轰隆隆的飞过，震耳欲聋，不远处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严琪焦急的大喊：“快起来呀，快起来呀！”我一急，也不知哪来的劲，一挺身，就站了起来，迅速的跑进了山洞。放下伤员，看看大家都没事，于是我们想出洞去瞧瞧热闹，被院长挡了门口，说：“开玩笑，你们不要命了，这个时候还瞧热闹。”没办法，我们只好老实呆在山洞里。这一夜，觉没睡好，还弄得浑身像个泥猴一样，心里不服气，老在咒骂美国佬。

    那时，由于我们年轻，晚上睡得死。因此晚上跑防空还出了几次洋相。我们住的竹屋，每间都有两扇窗子，一扇门，门跟一扇窗子是对着的。有一天晚上，天黑得不见五指，我们睡得正香呢，突然，挂在门口的防空钟当当的响了起来，我们爬起床，抓起棉大衣就往外跑，可我东摸西摸就是找不着门，一着急就大喊起来：“门在哪里呀？”只听宁如兰在背后答：“在这里呢！”原来我那天晚上睡错了方向，脸对着窗户睡，爬起来就对着窗户跑，所以就找不着门了。

    还有一次，半夜也是被防空钟声惊醒，爬起来穿上鞋，顺手抓过棉大衣就跑，边跑边穿大衣，可怎么也找不着袖子，到了防空洞一看，原来是抓错了被子，自然就找不着袖子啰。

    还有几次，门口的钟声敲得当当的响，我们几个照样在里面的睡，第二天别人说起头天晚上的事，我们都说不知道。杨医生说，把你们炸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

                                      抢救

    1967年3月10日、11日，美军不甘心失败，又出动了3批107架飞机轰炸太原钢铁基地，也就是我们62支队的保护目标。严阵以待的62支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在师长袁守范和政委张克里的领导下，大智大勇，创造了我军劣势装备克敌先进装备的战法，共击落美机18架，击伤5架，俘虏飞行员10名，使保卫的目标完好无损。

    战斗一结柬，伤员们就下来了，我们也跟着参加了抢救伤员的战斗。由于那天伤员多，临时增加了几张手术台。既是战地抢救，手术台上也没什么无影灯了，除了手术台上方吊着一盏汽灯外，就得靠手电筒了。美国佬扔下的多是子母弹，这种里面有无数小钢珠的子母弹，对人体伤害极大，又是一个人身上就嵌进十几粒甚至几十粒小钢珠。医生们为了取出伤员身上的小钢珠，常常要用像小勺一样的器械，伸进伤口把它们一粒一粒的挖出来。这两天，由于人手不够，我和严琪也被派到手术室，站在木凳上，举着三节电池的大手电，给医生们照亮。有个伤员身上嵌进了八十多粒钢珠，手术一直进行了十几个小时。手术进行了一台又一台，我们聚精会神，忘了饥饿和辛苦，在木凳上一直站了十几个小时。宁如兰、龚长发两人更是一直站了二十几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她俩手脚都不会动了，是金班长把她们从凳子上抱下来的。

      手术完后，我们就又回到病房，投人到紧张的病房护理工作中去。这时，有一个伤员排不出尿，医生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这怎么办，再下去可就会造成尿中毒，就会危及生命。折腾了几个小时，医生突然想起用“人工排尿”，叫我打来一盆水，用口盅盛起水，然后慢慢往下倒，让细细的水流声引导伤员排尿。伤员当时也没穿裤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一个女孩于，羞得头也不敢抬，可医生、护士们都是见惯了的，毫不在乎。我只得低着头，慢慢的倒着水，一遍又一遍，足足倒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伤员排出了尿。大家一片欢呼，高兴极了，而我的手也抬不起来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伤员脱离危险了，我也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笑了。

                                        守灵

      在越南人民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抗击美国对北越的狂轰滥炸的同时，北越人民也遭受了严重的战争之苦。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工厂成了轰炸的目标，农民们无法正常耕种，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一次，在美机的轰炸中，一栋民房起火，一位越南孕妇在钻进防空洞的时候，被一块弹片击中腹部，她的家人急忙将她送到中国医疗队。我们的医生将她检查后，立即送入了手术室。可是，她的伤势太严重，在路上就已昏迷了，医生们想保住她的孩子，但也来不及了，胎儿早己窒息了。医生们从她的肚子里弄出了满满一盆血水，将她们母子俩清洗干净后，就把她们的遗体停放在一间竹屋里，里面还有我们几位牺牲了的战士。这一晚，派了我去守灵。

    幸好那晚月亮很明，照着竹屋旁一丛丛的竹子，晚风轻轻的吹过，颇有点凉意。山上树木成林，一群猴子也不睡觉，在树间跳来跳去找吃的，有的甚至跑到炊事班的棚子顶上打闹，大胆的还跑到里面偷馒头吃，不时掉下一些被猴子们折断的树枝。远处有猫头鹰的叫声，声音凄凉，听了让人毛骨惊然。我不禁有点害怕起来，就跑回人多的地方，想找个伴，可大家都忙着呢，各人有各人的事，没办法，只好找了张小凳子，重又回到竹屋门口，壮着胆子在那里坐下了。

    这一晚，我想了很多很多。记得我们刚入越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只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在友谊关看到那么多的人在宣誓，才体味到我们已经在异国他乡了。后来经过数次的抢救，看见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们才成熟起来，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无数负伤和牺牲的战士，用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精神教育了我们，激励了我们，使我们永生不忘。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相互支援，是患难与共的“同志加兄弟”。两国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对这种友谊进行了精心培育。因此，援越抗美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义务。中国除了派军队入越参战外，还向越南运送了大批的物资；大米、武器、药品等等，我们每晚都能听到离驻地不远的公路上，一辆辆满载货物的军车隆隆驶过，为越南人民送去大批急需的物资。中国真正成了越南人民的大后方。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夺取抗美救国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告别

    为了援越抗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有四千二百余人在越南身负重伤，近一千一百人壮烈牺牲，并安葬在越南的土地上。越南人民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感激，和对牺牲在越南的优秀中华儿女的敬仰之槽，在越南北方各地建造了许多“世代知恩”烈士墓，成为这段历史的永恒见证。

    我们在回国前夕，到部队的烈士陵园扫墓，向烈士们告别。那天的天气仿佛也跟我们的心情一样沉重，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几片乌云，空旷的烈士墓地静悄悄的，连鸟儿也不见飞过，四周一片荒凉，不见人影，只有我们十个女兵，没有鲜花，没有彩旗，只有我们的泪水。我们脱下军帽，向烈士致哀：安息吧，烈士们，我们将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将来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牺牲在越南的烈士们，他们不能公开享受烈士的待遇，事迹不能公开。他们的亲人至今都无法为他们扫扫墓，捧把土。他们成了真正默默无闻的人，就这么静悄悄的，永远的躺在了越南的土地上。

    从入越到换防回国，只有短短的八个多月，但这八个月，却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怎样对待人生。虽然在刚入越时，有人叽笑我们像傻瓜一样，自动跑到越南去送死，但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后悔，而且常常感到骄傲。因为我们经过了战火的洗礼，我们是从战场归来的战士，我们无愧于青春。虽然后来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坎坷，但我们默默的挺住了，因为我们心里装着那些牺牲在越南战场上的战友，比起他们，我们算得了什么？至少我们还活着。

中国援越部队的光辉业绩和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心中，牺牲在越南的中国战友们永垂不朽！

 

 

作者：王萍莉，女，原广西桂林市桂林中学高94班学生。是经周总理特批随中国援越抗美部队入越参战的27名红卫兵中的一员。入越时是中国后勤部队62支队37分队（医疗队）卫生员，现是桂林阀门厂退休职工。